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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陈胜吴广起义后,会稽(郡)守殷通就告诉项梁他也想“干一票”
,希望项梁做他的军官。
显然殷郡守完全知道项梁是楚国亡国遗孽,而作为政治犯的项梁居然可以在大街上招摇行事。
秦政府因其惊人的效率,一直给人严格的法治印象,但从这些情况来看,不能不让人怀疑秦政府以严格著称的“法治”
体系。
秦政府应该是“绩效”
政府,以“实用主义”
为操守。
项梁、刘邦都是黑恶势力,不同的是项梁是反政府级别的黑恶势力,刘邦仅仅是治安级别的黑恶势力。
项、刘都不具备和秦政府全面对抗的能力,但足以给地方政府找麻烦。
地方行政首脑为了将地方治理好,躲避苛刻、粗暴的政府绩效考评,既然压服不了当地黑恶势力,就反过来采取包庇的态度,双方进行合作。
这样做当然无异于饮鸩止渴。
短时间内,当地的治安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观。
因为“复国运动分子”
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
以项梁为旗帜的“复国运动”
力量在项梁的约束下暂时中止了暴力抗争活动,带来了治安状况的好转,而地方政府则尽力包庇“复国运动”
分子,为其通风报信,对其活动听之任之,形成了“复国运动”
分子和地方政府“双赢”
的模式。
“复国运动”
分子和地方政府都“赢”
了,但是中央政府却输了。
在地方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原本遭到重创的“复国运动”
分子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活下来,并悄悄地壮大起来,未来终于酿成了秦末各国贵族的“复国运动”
。
刘邦的春天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沛县令的好朋友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躲避家乡仇人逃到了沛县居住。
在刚到沛县的时候,很多人便听说了他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都上门拜访,拉关系,套近乎。
刘邦听说了也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的是沛县的主吏掾萧何,由于拜访的人太多了,善于搞管理调度的萧何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坐。”
刘邦这种痞子听到这话心里很不爽,他虽然身上一分钱都没带,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
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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