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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
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
了。
然而“弱不禁风”
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
的工人出的是臭汗。
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
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汗不敢出。
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
罢。
二七，一二，二三。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
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
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
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
。
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
“上海的教授”
“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
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在文章中，梁实秋也不客气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
“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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