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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
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这真是“一法立，则一法弊”
。
以后至后来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这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那就跟考试的形式无关了。
跟八股文比起来，今天的应试教育中的种种规则的死板，并不亚于彼。
如果强要说形式有好坏，我们只能说，适应时代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事亲至孝——人品做文章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
“五经”
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
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
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
字的四种写法[1]，这在当时的读书人里可是好究博学的一种另类的表现。
上面提到私塾老师王懋修先生，不只是八股名家，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
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ｊí）山老人”
。
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
。
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
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
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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