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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名。
这两种情况都与“取休令之名”
有关。
结合参入此城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朱玉德等撰写的《草桥古城遗址部分城墙、城壕考古钻探调查报告》可看到下面两种情形：
一是草桥古城墙“探沟中地层极少，仅有9～10层是文化层，这两层文化层的形成不明确，且叠压于第一期的城墙之上。
第二期的城墙是在3～10文化层之上而建，第三期的城墙是在第二期城墙废弃后的基础上修补而成”
。
参加钻探的人员对此有这样的说明：“在一期与二期中间，即9～10层，为淤积黄土层。
这两层含物太少，较纯净，其形成原因可能是冲积而成。”
所谓“冲积而成”
的原因，可能是西汉时期济水泛滥、故城被洪水淹没所致。
因而草桥的先秦乐安故城毁坏后，又西南到今博兴县境重建乐安县城，仍取其原“乐安”
之美善名称。
二是草桥古城的“第二、三期的夯土墙为汉或以后时期”
。
由于只是“钻探调查”
，尚未进行全面发掘，因而第二、三期的夯土墙的断代跨度时间很长。
如断定是“汉以后”
的时期，则汉乐安县城可能又回到草桥先秦古城址的9～10层的淤积层之上重建了乐安故城。
总之，从已发掘的城墙文化层堆积第一、二期之间的淤积层情况看，亦说明汉乐安县故城可能是由于草桥古乐安城因洪水泛滥淹没废弃后迁至博兴境内重建的。
由此，鲁明认为，从以上“博兴说”
和“广饶说”
两说主要根据的分析比较看，“广饶说”
的根据更多些，理由更充分些，也更符合春秋乐安的历史实际。
孙武故里在广饶，应当是目前现有资料（文献的和考古的）分析比较后所应得出的比较合理、正确的结论。
当然，鲁明也在他的论证中特别提及草桥遗址的考古发现，只是“部分城墙、城壕考古钻探调查”
的情况，尚未对古城遗址进行全面发掘。
“以上分析也只是初步的，是否正确还有待将来全面发掘的新资料去证实。
一旦将来，或在广饶草桥古城址，或在博兴县境汉乐安古城址，能够发掘出一锤定音的春秋战国时期‘乐安’古城的确凿证据，则无疑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一举挖出两部孙氏《兵法》竹简，从而结束了2000多年来孙氏《兵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的争论一样，孙武里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而所有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急切地希望孙武里籍乐安的确凿证据早日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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