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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就对地理学诉求的深度来说，这篇论黄河安流的文章还远不及他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写作的探讨长江流域地貌和水系变迁的几篇，如《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3）、《云梦与云梦泽》（1980）、《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1982）。
前面那篇只需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学理念，而后面这几篇则要具体运用到一些很专门的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等自然地理学的知识和原理。
这，绝不是多年前在史地系教了一段时间历史课就能够胜任得了的。
毫无疑问，谭先生是一个在学术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问题是：在谭先生发展他的地理学智慧的过程中，是谁在起着经常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注意到，谭先生在长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后创建复旦史地所的过程中，先后调进了多名学地理出身的工作人员。
谭先生平生文不苟作，极少与他人联名合署，但上述鄱阳湖一文在发表时是由谭先生和张先生合署的。
该文没有收进《长水集》，谭先生在自序中特地做了说明：“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文章虽写成于近年，材料、观点却也是在编图过程中搜集、形成的。
如对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所编绘的图，都是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画的，与传统说法迥不相同，但当时来不及把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考订、探索过程写成文字。
编图工作结束后，我自己还是由于太忙，只写成了一篇《云梦与云梦泽》；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都交由张修桂同志在编图时所取得的材料、看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以补充修订，写成论文，……我只提供史料和看法，未尝动笔，所以都没有收入本集。”
（《长水集》，自序第11～12页）
如果没有切身体会，看到谭先生这样的文字，自不免得出张先生从中单方面受益的印象。
可事实上未必然。
这些文章涉及的并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它有很强的特殊性。
我冒昧谈一点粗浅感受：做长江流域水系变迁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搜集材料这一步并不是太难；思维支点有限，对资料做适当归纳，形成合理观点（不一定要刻意与前人不同），这一步确实很不容易；而后在此基础上将材料串起来，做深度分析、考辨，写成文章，其实难度仍然不小。
因为这才是思维的最终定型，之前的观点可以只关注一个个时间断面，而此时必须对整个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做出解释。
它不仅需要过硬的史学功底，更需要足够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研究能力。
其间的艰苦往往是研究者本人难以预料的。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越想便越对谭先生钦敬不已。
他老人家实在厉害，不仅自己做学问出神入化，他在组织项目、分解任务时，也非常高明。
譬如，他让邹逸麟先生做黄河和运河的变迁，张修桂先生做长江流域水系的变迁，这实在是一个很知人善任的选择。
黄河、运河史料浩如烟海，从中爬梳、整理对文献学功夫要求很高，出身历史系的邹先生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长江流域则史料相对有限，而自然环境方面的变迁极为复杂，正适合张先生施展其所长。
假如易地以处，恐怕两位先生都未必能取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辉煌的成就。
当然这中间有个过程，张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谭先生委以重任的。
他在业务上得到谭先生的特别赏识时，其实已到了1974年。
那一年谭先生得到一套刚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地图照片，有关部门请他进行研究。
地图出土时已断裂为32块，因而第一步工作是将其拼合复原。
当时张先生正处在最困难时期，师母长年住在医院，张先生在正常上班之外，既要管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到医院里照顾病人。
谭先生体谅他，起先并没有找他，可是没办法，先后找了两个学地理和学考古的同事，死活做不出来。
不得已，只好让张先生把地图照片带到医院里，一边陪床一边琢磨。
护士走进来，看到张先生手中斑驳陆离的照片，大惊：“你怎么搞起皮肤科来了？”
就这样，最终搞出了一个让谭先生感到满意的结果。
根据这一结果，谭先生当即写了两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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