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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研究历代科举人物地域分布差异时，对于其地域差异形成的原因总觉得很难分析透彻，至此突发奇想：很可能与学额不无关系。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与学兄曹树基教授在校园附近的小面馆里畅谈，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想法。
他很有感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当年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时，因为他是江西人，先生在面试中问了他一个问题：宋代江西、福建文化极盛，但到了明清江南兴起后，江西、福建都衰落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之前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仓促之间回答得不好；现在想来，应该就是“额”
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我感觉很对，这就是传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蛋糕就这么大，你切多，我就少了。
民歌里传唱了几百年的“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
反映的也正是这么一个现实。
前些年不少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与社会，颇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灾荒文化是守望相助、全社会动员。
我不否认确实有这个层面存在，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每当灾害来临，中国历史上首先开演的往往是一些以邻为壑，甚至趁火打劫的惨剧。
——近数十年来，由于一些有志之士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刨掉，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正在弱化，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连同积极因素一道都在被慢慢扬弃、改造，这是令人五味杂陈、不知何从自处的。
且不管那么多，却说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多少年腾不出手来收拾它，直到志平来跟我读研。
志平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政教系。
我认为这样的背景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定额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事实证明，把这个课题交给他实在是找对了人。
志平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他善于将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具体步骤，然后分而治之。
这一点，在他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表现得最充分，但这方面的能力早在他做硕士论文时就已经初露端倪。
他具有很强的自我完善能力。
刚开始这一工作时，不要说对学额，就是对长三角的历史地理背景都了解不多；他从最基本的历代政区沿革摸起，各方面扩充自己的专门知识，包含制度的、文献的、分析工具方面的。
他绝不满足于仅仅从方志、政书中抄录一些数字，列表统计一下了事；他还积极搜寻当事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力求从运作层面把握一个制度的实态。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考量统计结果、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等较宏观的问题。
他的工作虽然以长三角为空间范围，但目光绝不局限于长三角。
我跟他在讨论时，他常举出一些其他地区的例子，尽量避免从局部经验事实出发，产生过于偏颇的结论。
我常感慨，一个研究生要想在科研上做出较大成绩，应该选一个导师有感觉，但并没有做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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