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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人所难能。
那以后我开始读他一些有深度的《水经注》研究文章。
特别是读到他关于“赵、戴相袭案”
的判断，以及《水经注疏》版本梳理等文章，让我大为佩服。
之前只粗略翻过他的论文集《〈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较为通俗的《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话说，觉得其中有些内容较为浅显。
至此意识到，陈先生恐怕是有一种随缘说法的意识。
他能写一些较为浅显的东西给一般读者看，也能写精深的研究论文。
有些学者能深而不能浅，这方面我感受较深的是先师谭其骧先生。
他恪守不为流俗做学问的宗旨，从不写人所共知的东西，也不写教材；平时他还老感慨有些东西只能深入，没办法浅出，比如高能物理。
碰到有悖他学术理想的要求，他不妥协。
而陈先生则不同。
陈先生似乎比较善于化解物我之间的矛盾。
以《水经注》校本为例。
作为郦学家，陈先生毕生都在为做出一个自己的《水经注》校本而努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帮人完成过《水经注疏》的校勘（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也出过自己的《水经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之后他不断地继续努力，到20世纪末，在自己并不满意的情况下，仍应他人之请而出了一本《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直到前数年推出《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才算他的最后定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先生的性格。
他可能并不拒绝拿出一些他自己并不觉得完美，只能算中间过程的作品，但他绝不是没有追求，更不是没有眼光。
他只是有自己的处世之道。
这一点，从他接引后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更明显。
中国当代学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20后”
学者特别少。
作为史地界“20后”
的高光人物，陈先生是继侯先生之后，第二位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而且连任了两届。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找他做评审专家、答辩委员或为著作写序的人特别多。
我没做过精确统计，感觉中，他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或参加过答辩的次数，不要说同辈学者，就算在前后几辈学者中都很可能是最多的。
他替人作的序，简直多到了太多的程度；即使不说有求必应，至少可能是比较少拒绝的。
然而，陈先生在心里其实很有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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