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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所用的资料，除《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之外，大量的是各种史籍中的只言片语。
作者对《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水经注》以及其他有关史料，包括子史集部中的相关信息做了一番全方位的清理——自然，文物考古资料也已包含在内。
东汉末有些内容因当时文献不足征，作者不得不主要依靠南北朝乃至唐宋的史料。
如第203页考证襄阳郡的析置，利用的便是《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
平心而论，将这些只言片语搜集起来并非一件不得了的事——无非是个“劳”
字而已，这是做研究的分内之事；“功”
在于对它们的考证、运用和组织。
因而该书令人满意的第三点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析判断能力，即见识。
自清代以来，对东汉政区多少做过一些考证的学者不知凡几，值得重视的至少有钱大昕、吴增仅、谢钟英、杨守敬、任乃强诸家。
这些人的成绩都灿然可观，钱大昕尤为不世出之人物，但总体而言，前人的工作较之此书都已逊色。
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如积薪，此书奠基在前人所有工作的成绩之上。
尤其周振鹤先生的工作出来之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如今搞政区地理研究的人，不仅可以在理念上较之前人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借鉴周振鹤先生提出的一套可名为“总体考证”
的研究方法。
即，相互关联的若干现象，有些表面上看来于史无征，零星地求证得不出解，如果采用整体的观念系统地分析，找出现象之间的联系，那么无解的地方往往可能有解——至少，可以排除一些别的可能性。
用这一方法于无字处读书，境界较前人已日新月异。
同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李晓杰先生具备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能力，他能够准确地理解和借助这些新近的学术进展，在研究中对前人所做的各种零星工作——就东汉而言前人的工作都是零星的——重新审视，肯定其成绩，纠正其错误，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
不妨举例说明。
阜陵国的领域，自来是治东汉政区的一大难题。
东汉在明帝、章帝时曾两度设置阜陵国，其存在时间为公元73—76年，87—145年、147—206年，就是说，东汉大部分的时间里阜陵国都是存在的，但它在《续汉书·郡国志》里却无载。
既如此，它的领域也就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以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东汉图幅对它未予标示。
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对《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对东汉政治制度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
过去治后汉的人，对此问题都避而不谈（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仅钱大昕指出了问题而未予解决。
李晓杰先生在此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分两个时期对阜陵国的领域进行了考证。
在对公元73—76年阜陵国的考证中，他先是证明了当时的阜陵县仍在今历阳以西的西汉故址，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定点错误，然后根据《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中“食二县”
的记载，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出了阜陵之外的另一县当为浚遒。
对公元87年之后的阜陵国的考证，更是显示了李晓杰先生于无字处读书的功力。
他根据《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中“增封四县”
以及“徙都寿春”
的记载，通过对东汉诸侯王国设置规则的把握，确定其中有寿春、阜陵二县，又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得其余三县为成德、合肥、浚遒。
这样，阜陵国的领域得到了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无疑，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特别需要审慎，否则“高明”
就会等同于“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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