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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王骥德也说剧本创作“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俚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
。
王骥德所说的“案头之书”
就是文人的“拟剧本”
。
明末徐爔的系列剧《写心杂剧》自序云：“写心剧者，原以写我心也。
心有所触则有所感，有所感则必有所言，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此予剧之所由作也。”
显然，文人写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写心”
之需。
拟剧本对剧本形态的模拟和对场上表演的背离，表明了剧本场上与案头的分化，也说明剧本概念与时俱进的变化。
（宋俊华：《中国古代剧本的生成与分化》，《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二、丁晓原论报告文学的长篇化
叙事形制的建构——长篇化中的精致努力。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文学”
，它的新闻性不仅要求所写取事时新，内容非虚构，而且也体现在作者写作与读者接受的方式上。
一般而言，报告文学的写作讲究快速反应，读者也需要以较少的时间阅读作品，因此篇幅大多较短，也有中篇为主，但很少有长篇作品，《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都是万字以内的作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则进入到一个全面长篇化的时期。
现成的例证是新世纪十年历经三次鲁迅文学奖评奖，共有十五个作品获奖，其中长篇占13部，仅有朱晓军发表在《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的《天使在作战》和李洁非发表在《钟山》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不是长篇，但也是中篇的作品，短篇报告文学已经连续三届没有在鲁迅文学奖中取得一席之位。
报告文学在新世纪出现长篇化的形制，这有其内在的理据。
其一是题材本身的需要。
有些作品的题材容量大，适宜以长篇的格局加以叙写。
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所写是现代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时间跨度较长，事件关联错综复杂，人物林林总总，所以不是短篇或中篇的形式能够容纳。
当然是否有必要以上下两大册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型规模安排，也是可以探讨的。
有些题材是新生的，需要对相关的要素作相对完整全面地报道，如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
》，题材关系重大，作品以集纳的方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村官”
加以叙写，这样的设置篇幅会长一些，但也有效地增加了报告的信息容量。
连载于《报告文学》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在题材上独具特色。
作品具体地生动形象地从“休息的革命”
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作品所说的“休息的革命”
是指晚近三十年来旅游业的深刻变迁，但其中主要的价值并不是编写当代中国旅游发展史，而是通过特有意味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叙述，展示具有特殊史意的中国形象的演进。
对于这样的题材显然应以一定体量的作品才可承载。
其二是题材的新闻性相对弱化后，作者注重以叙事的细密化、故事性等的设置，生成作品对于读者的阅读魅力。
新的世纪是一个全媒体竞呈的时代，资讯发达而空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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