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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珂谎称自己叫李春发，“入党仅年余”
，被党组织派到乡下作农运，被认为“工作不力，是机会主义者，最后交通断绝，未曾通信”
，意即已同中共组织中断联系。
他还说“（共产）国际有命令，智识分子不准当常委”
，因此“他在党中不重要”
。
同时，李鸣珂还瞎编了一些地下组织的“接头方式”
作为口供；
穆青谎称叫袁雨苍，在叛徒与他对质时，他当庭编造了一个“黄色故事”
，说自己是在闹市区商业场见到两个女子，“因其行动轻薄，即尾之到他们住所”
，以为两人是妓女，可以随便玩，不知其中一人是叛徒之妻，被叛徒回来撞见，“大起醋意，当下我们口角一场”
，因此之故，叛徒对他“挟嫌诬告”
，他还给二十一军军部写了很长一篇呈文为自己辩护。
要不是后来因刘愿庵等被捕时搜缴的大批文件中暴露了穆青身份，穆青的这一番自我辩护已经完全迷惑了当局，大有获救的希望；
牛大鸣被捕后，矢口否认特委会搜缴的省委文件中有关他曾代表省委到中央汇报工作和到川东领导农民（三路红军）暴动的记载，谎称：“四月中旬刘愿安找我到中央当代表，报告一切，我因怕危险，故未遵行，即下乡教书，三（个）月以来，已消极与共党脱离，现在一切组织及计划，概不得知。”
还说他在不接受刘愿庵派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任务而“潜往乡中”
时，已“留信与党表示脱离”
，此前“我系在支部工作，并非省委委员”
，所谓担任的“秘书长”
职务，只不过是因“转信细心谨慎，便提升秘书”
，而所谓秘书“实即负抄写之责而已”
。
他甚至还把自己弟弟牛正坤的叛变也利用来做文章，谎称其弟叛变是受了他的指使……
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都是采取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以假乱真，以曲求伸之类策略，以假口供蒙骗当局，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力求保守党的机密，并尽量争取获救机会。
直到最后，这一切努力失败，他们才从容显出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留下遗书或遗诗，英勇就义。
如果按照左倾路线的观点，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的一些言行，显然也是大可上纲为“变节”
的。
当然，罗世文此时的左倾，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出自他个人品质或性格、学识、经验等方面的原因。
在当时，左倾冒险，左倾盲动，或曰左倾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共全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是笼罩中共全党的思潮和情绪。
即是年轻的文强自己，也同样不可能脱离这一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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