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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提出了一个人口流动模型。
该模型认为，农业部门不仅仅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农业部门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的支持。
这种农产品的支持被他们称为农业剩余。
他们认为，决定农业剩余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量。
当劳动力总量随着工业化扩张而逐步变小的时候，保持和提高农业剩余的关键就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供。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即意味着它为非农产业提供的农业剩余也在不断提高。
马克思也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农业剩余产品，而农业剩余产品是一切分工的基础，是非农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的先决条件。
由于城镇工业生产的许多原料都来自农业生产，所以，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只能是“无米之炊”
、“无源之水”
。
而农业发展得越快，农业剩余越多，工业化进行的速度就越快，推动城镇化发展也就越快；反之，则必将大大延缓城镇化的进程。
因此，可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给予城镇化动力的强弱。
第二，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提供食物支持。
城镇化所需要的农产品包括两大类：食物型农产品和原料型半成品，前者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类、奶类及蛋类等，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后者主要包括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主要用于城市企业的生产。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决定了城市人口的规模，也决定着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
第三，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催化剂。
农业生产产业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而生产方式的调整，一方面必然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村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农业服务体系、农村商业网络、农业外贸体系、农村第三产业等综合性经济转化，农民致富的渠道也从单一的农业，转向以农为本、以工促农、以商富农，从而既解决了农业资本和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
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调整也必然造成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
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在原来小农经济条件下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纽带，而是以资本为纽带，以经济关系决定人际关系。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
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需要大量投资，国家的财政有限，在这方面投资极少。
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来源，由此推动城镇的发展和繁荣。
第四，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而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农业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农业人口的收入提高。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即农民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都会增加，从而为城市部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需求，使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城市生产得以持续进行，城镇化动力不断增强。
另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也需要大量农业机械、化肥等工业产品的投入，这也直接刺激了城镇化的发展。
第五，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外汇支持。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5年提出的“雁行形态论”
，很好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演化的过程，即工业产品要经过进口阶段、国内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
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国内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建立和发展壮大，从而引起城镇化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产品的进口，以及为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而进行的对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都需要外汇支持；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初期只能以出口农业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以换取外汇。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现代化及由此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启动城镇化进程，保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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