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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斯·钱纳里等通过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下平均的城市化水平，一般称“发展模型”
。
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
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
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发展模型”
推算，中国城市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近25.3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理想的城市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
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城市化；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工业化。
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受到城市化滞后的约束，从而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促共进关系。
以工业化水平作为参照物探讨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判断中国城镇化是否滞后，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进行：
（1）通过本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进行分析。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外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一般为正值，而中国的情况却与其背道而驰。
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
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
但同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
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了，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不是负数，而是正值。
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没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
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
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
（2）以钱纳里的“发展模型”
所总结出的常态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作为标准进行分析。
钱纳里等人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基本处于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我们把相同人均G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
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
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在同一图形中，就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
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零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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