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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病”
和“农村病”
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有的学者从非农就业比率和城市化水平的角度分析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快慢，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
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况且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城市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
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因此，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另一部分学者从资源、环境的城市化条件的角度分析，持有相反的看法，如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问题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
还有学者从进城农民就业和城市状况的角度判断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如贺雪峰也认为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
因此，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出真知、长见识。
把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速度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判断中国现在城镇化速度的合理性。
发达国家在工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
特别是德国和日本。
1871—1910年，德国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
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
不仅德国有过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也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快得多。
日本城市化率曾经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3％，平均每年提高3.766个百分点!而且，从较长时期来看，日本城市化进程也特别快，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上升到1980年的76.19％，30年平均每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
德国和日本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正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市化“大跃进”
，应该减速。
其实，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
、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
目前中国至少在未来的10多年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三）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中国城镇化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是不是符合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否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困扰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京祥认为，“简单地套用诸如诺瑟姆的城市化S型的进程曲线，认为城市化在达到30％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已经“不足为据”
，因此，中国不存在与世界城市化相同的过程曲线，即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进入加速期。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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