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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采取了种种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结果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很好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发展，摆脱对宗主国的附庸地位，纷纷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就业，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3）适度城镇化，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工业革命之时，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由于其工业化发展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开始，因此这种工业化就能接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同步进行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生产和生活逐步城市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对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认识存在以下四种判断。
第一种判断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滞后于世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以世界大多数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为参照进行比较，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的差距。
1952年初期，我国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5.1个百分点，1978年扩大为26.4个百分点，至1998年底，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11.8个百分点。
第二种判断认为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很高，存在所谓“隐性超城镇化”
。
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按城市户口统计的，而工业生产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产的，与之相比，国外不存在乡镇企业和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问题。
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可以把这部分叫做隐性城镇化率。
隐性城镇化率加上公开的城镇化率已达60.32％，这一城镇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超城镇化了。
第三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滞后工业化进程，但是，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进程。
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镇化的偏差，即产出结构工业化超前与就业结构非农化滞后的较大偏差。
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
第四种判断则认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基本协调发展的。
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基于国际经验指标和标准得到的，然而由于选择的指标和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结论不同。
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具有内在联系，工业比重与非农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比较一致，不同指标的使用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
但是，我国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偏差较大，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变，因此，只用产值结构指标或就业结构指标来衡量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2.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轨迹
（1）1978年以前中国非城镇化的工业化之路。
建国初期到1978年以前，中国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基本上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过程。
在制造业中，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的增长远远快于国民经济其他各产业的增长。
据统计，1952—1979年，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个百分点；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35.5％提高到了56.3％，平均每10年增加8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指数远远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数。
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是一种非均衡模式，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措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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