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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以高速度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发展模式，它以重工业部门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以高积累、高投入作为其实现的保证。
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抑制了城镇化进程，是因为：首先，这种模式扭曲了我国产业结构。
重工业的超常规发展，使得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却受到抑制，使得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极其有限，造成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能实现与资本充分有效的结合，未能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形成了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城镇化却止步不前的局面。
1952—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全国城乡共增加劳动力19127万人，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在农村。
其次，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减轻城市供给负担，往往还采用“反城镇化”
战略，减少城市人口。
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而且还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由此城镇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
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模式，造成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化，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集聚严重滞后于资本集聚以及造成城乡经济关联度极低的格局。
这不仅破坏了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限制城镇化进程的种种制度框架，从制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离，走了一条非城镇化的工业化道路。
从1952—1978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9.5％增加到71.92%，平均每年增长0.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16.5％增加到29.5％，平均每年增长0.50个百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由12.5％增加到17.9％，平均每年只增长0.21个百分点，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分离。
（2）1978年以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初步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在传统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市场需求急速扩张的拉动下，得到了充分迅速的发展。
从三大产业结构看，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8.1％提高到1984年的33.3％。
此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比重持续下降。
第三产业开始成为20世纪80年代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1.4％，缓慢提高到1983年的22.4％，进而迅速提高到1990年的31.3％。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处于徘徊状态，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轻工业的恢复性增长基本结束，非生活必需品的增长开始占主体。
同时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竞争加剧，各企业更新设备、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竞争力的趋势日益明显，装备产业市场开始扩张。
高档耐用消费品市场和装备产业市场共同拉动了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过程。
1981—1997年，中国轻工业比重长期徘徊在50％左右，1997年以后轻工业比重迅速持续下降，2002年该比重仅为39.1％，重工业比重又重新进入持续上升阶段，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稳定与发展阶段。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也开始逐步提高，城镇化在工业化的拉动下迅速推进。
1982—2003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21.13％提高到40.00％，平均每年增长0.90个百分点。
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这些数据再一次证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
工业化及产业结构的演变为城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而持续的制度创新则提供了一个逐步走向开放的环境，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市场需求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刺激着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消费需求增加，进而推动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
（四）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都得到快速推进，初步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机制。
但是，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需要在未来工业化的过程中予以关注和解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镇化的产业基础仍然脆弱，制约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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