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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从中古到十九世纪，始终是一个被认为堕入了恶道的劣根性的表现，到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又逐渐有人把它视为疯癫或至少是一个退化的现象。
在旧时君主专政的法国，同性恋的人是可以依法焚杀的；后来，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下的欧洲各国的法律不再过问单纯的同性恋问题，只有英美两国还保持着一部分旧时教会法律的影响；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它在传统道德的舆论方面的难堪恶名了。
所以，1897年，正当《性逆转》英文本的第一版准备就绪即将正式发行的前夕，西蒙兹的家人突然害怕起来，他们背着霭理士，通过委托人把这部由霭理士和西蒙兹共同署名的英文版悄悄地买了下来，并且把已经印好但尚未发行的韦书全部烧毁了。
这样一来，除了事前已经发出的少数几本书之外，英文本的《性逆转》第一版等于没有出版。
同年，霭理士把书重新做了一番修订，把西蒙兹个人撰写的部分全部删掉，同时将西蒙兹的名字从作者名单中划去了。
起初，他打算把这部经过修订的书交给一家出版过许多严肃的科学书籍的小书店去出版，并且把稿子送给他的好友杜克（H.Tuke）医生审阅。
杜克做过将近十年的《心理科学杂志》（《Jouralsce》）的编辑。
他的心胸并不狭隘，也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然而却是一个由旧式学校教养出来的教友派的基督徒，从来对于一切有关性问题的详细研究都持反对的态度。
他一面劝告书店的出版商不要出版霭理士的这部作品，一面向霭理士说明自己的立场。
他承认霭理士的研究对于专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又感到这样一本书不可能局限在专家的范围里，一旦扩散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伤风败俗”
的不良影响。
这家书店终于听从杜克医生的劝告拒绝出版这部书。
霭理士并没有因此怨恨杜克医生，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直到杜克去世。
后来，霭理士通过朋友的介绍和一位化名为辛格（J.A.Singer）的出版商联系。
这位出版商有志于出版一些一般公众没有多大兴趣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
他不声不响地安排霭理士的《性逆转》的出版和发行，书的内容简介也只邮寄给一些医生和有关的专家。
开始的时候似乎万事如意；但事隔不久，风云突变。
伦敦警方和检查当局本来一直在伺机破坏一个致力于改良英国社会的团体，把这个团体视为“洪水猛兽”
，但多年来苦干找不到合法的根据而无从下手。
霭理士修订过的《性逆转》出版以后，他们就借口该团体收藏有这部所谓“诲**”
的书而将其负责人加以逮捕。
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却又不敢正面辩论自己的立场，一味采取含混拖延的手法。
受害的一方万般无奈，只得从捍卫“出版自由”
方面来进行辩护。
于是，建立了一个由各种非宗教的社会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和不随俗的自由主义者等等方面的社会人士组成的“保护出版自由委员会”
，准备出庭为受害的一方辩护。
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知名的人士，如萧伯纳、艾伦（G.Allen）等等。
大约半年以后，法院被迫开庭宣判，但判决书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明确提到霭理士和他的这部著作，法官只是在宣布释放那位被捕的先生时含沙射影地说道：“也许一开始你就上当了，以为有什么人可能说过这是一部讨论科学的书；但任何一个活人，只要随便翻翻就会看得出来，这不过是一种托词和欺骗，其目的是想兜售这部污秽邪恶的读物。”
尽管英国社会上强大的保守势力通过法庭用非法的手段斥责这部书污秽邪恶，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并且闹得满城风雨，企图一举摧毁先驱者们对于人类的性现象的研究；但结果适得其反，这部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法、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几种主要的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少专家学者撰文赞扬他，许多读者写信感谢他；他终于经受了一番暴风雨般的考验。
霭理士通过1898年伦敦的这次审判，深刻地体验到“英国民族的某些令人憎恶的特点：清教徒的习俗、精神上的懦弱和伪善的传统陋习”
，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沉起来。
霭理士经历这次审判的折磨之后蓦然苍老；一个刚满四十的中年人，却已鬓角秋霜，要带上老花眼镜才能读书和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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