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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洛温费尔德的观察，在24岁以下，绝欲的生活对男子所发生的困难很少，即在24岁以后，困难虽有，也还不至于到一个必须请教医生的程度，不过希尔虚弗尔德则以为30以前绝欲而30以后方才结婚的男子是要相当感受到一些困苦的。
无论如何，要绝欲的经验成为神经病态的一个原因，先天气质的恶劣是一个必须的条件，而这种神经病态，据弗洛伊德、洛温费尔德以及其他专家的发现，无论病者是男是女，大都取所谓忧郁性的神经病的方式。
绝欲所引起的症候是需要治疗的，不过在性领域里的所谓治疗，事实上往往不用药物的方式，而用卫生调养的方式，而此种方式，还得绸缪于未雨之先，才会发生效力。
这调养的方式包括：朴素的生活、简单的食品、冷水浴、奢侈习惯的预防、一切身心两方面强烈刺激的避免、谨慎的交游、相当繁忙的工作、充分的户外运动等等。
一个孩子，家世既清白，天赋又健康，再从小能得到这种调养的功夫，除非碰上不可避免的危险事故，是很有希望可以把性意识的开发展缓上好几年的。
在理论上我们尽管承认儿童也自有其性的活动，但这种理论终究是很抽象的，和性的自觉发展的迟缓并不冲突。
又性的自觉发展尽管延缓，相当的性教育的实施依然可以进行，其间也并无妨碍。
不过一旦性的自觉已经发展开来，而有机的性冲动已经在意识上作有力的冲击，这一类极好的调养方法就不像有的人所口讲指画的那般有效了。
无论如何，这些方法还是值得履行的，它们的效用虽不如以前所说的那样大，有时也未始不能减轻或牵制性冲动的鼓**的力量，不过我们决不能抱什么奢望就是了。
适当的肢体运动，实际上不但不能抑制性欲，并且往往是可以激发性欲的一个刺激，在男女都是一样；只有过分剧烈而使全身疲惫不堪的运动才有一些抑制的影响，但这种运动又是违反健康的原则的。
15肉食的避免也是同样没有多大效力的，16希尔虚弗尔德曾指点过，肉食的兽类所表示的性的兴趣反而要比谷食的兽类为冷淡。
至于脑力的工作，有时即使是纯粹抽象的一类，也容易激发性的兴奋。
这都是不足为怪的，一切一般的摄生方法，对全身既有增加精力的效能，而性的领域又既属全身的一部分，自亦不能不分受其惠；我们决不能一面设法叫全身的精力增加，而一面又强加干涉，不让一部分多出来的精力分发到性的领域里去。
固然，我们可以把性的精力转化成别的更神妙的方式，但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以后还有详细考虑的机会，这精力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这样升华的；弗洛伊德说得好，性的精力之于我们的身体，好比热力之于机器，只有一部分是可以转化成工作的。
17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药物来应付剩余的性的精力，特别通用的和也许比较最有效的是各种溴化物。
不过药物的用途也有限，它对某一种人是有用的，就是神经衰弱、感觉过敏而其性的兴奋又并不是性的精力的自然表现的那种人。
对于身体强健性能焕发的人，溴化物是往往全无效力的，除非是因特别大的分量，但分量一大，性能固然受了管束，其他精神方面比较细腻的活动，也就不免遭受一番萎缩的打击。
性冲动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的冲动，用之有节，它对于人生可以发生许多好处，如果这种好处因药物而横受糟蹋，当然也不是一个满意的办法。
总之，绝欲期间性能的应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得承认目前的学识有限，还无法解决，但有两点我们应当注意，一是碰到社会环境所已酿成的许多困难的时候，应明白承认它们，不应用老生常谈的方法把它们轻轻搁过一边，二是在可能范围以内，还应当让有问题的本人自己去相机设法，来解决他或她的问题，我们最好不要故作解人的帮忙，免得越帮越忙。
医学界有一部分人很大胆地当众说：“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总得负起一个无限制的责任来。”
一个有问题的人来了——假定说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罢，或者是一个嫁了一个**不举的丈夫的妇人罢——，因为长期绝欲的关系，这个来人显然在神经方面有些问题。
这一些医师们拍着胸脯说：“我们的责任来了，我们得坚决劝他或她找**合的机会。”
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即不论**合的这个药方是否真有效力，即开方子的人究属能不能担保，也不论这个方子的合乎道德与否，做医师的人这样随便越出了他的业务范围说话，至少也得考虑到，如果向他请教的人真照了他的方子行事，在请教的人身上，除了生理的一端而外，还会发生些什么影响。
再就刚才不论的两点而言，关于第一点，我认为是未必十分有效的，关于第二点，我认为简直是不道德的，医师暗地里劝告这种人寻找**的机会，而他在公开的场合，也许根本反对一切胡乱的**行为，或者明说反对，或者在言词间隐含反对的意思，总表示他对**是不赞成的；如今公开的是一种话，而暗地里又是一种话，并且两者完全背道而驰，这岂不是不道德么？至于对请教的人本身的影响，我还可以申说一下。
假如那个神父或那个守活寡的妇人真照了方子去行事，在前者，其结果势必至于和他的宗教信仰及职业的人格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在后者，势必至于叫她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此种冲突与社会地位惨落的影响，即单单就生理的健康而论，又何尝是有利的呢？其为不利，也许比因禁欲的挣扎而发生的更进一步；禁欲的挣扎方去，而道德的挣扎已来，结果只是一个以暴易暴，而事实上道德的挣扎所引起的痛苦大概更要在禁欲的挣扎之上。
我以为如果一位医师不得不越职言事的话，他应当把问题以及各种可能的出路的是非利害明白地、宽泛地、不偏不倚地向请教的人交代清楚，至于抉择哪一条出路，应由请教的人自己决定，因为这原是他自己的责任，别人不能越俎代庖的。
医师的责任在这里好比是一个督促着陪审官的法官，他只能把案子的原委审问明白，至于有罪无罪的判决，那是陪审官的事，不是他的事。
医师诚能这样去应付，他不但可以不闹乱子，并且同时可以让请教的人心气上更平和一些，态度上更合理一些，可以使他不操切从事，硬把一个不容易解的结一刀两断。
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在别处也许有用处，在别人也许可以出这样一个主意，但是在性的题目上，从医师的嘴里说出来，却是很不相宜的。
要补救绝欲的弊病，天下通行的唯一方法——只要环境良好，条件适当，无疑也是最美满的方法——是一个人的相宜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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