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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讲师，熊子真的月薪是一百二十银元，比郁达夫要高一点。
当时，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十二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统计，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需要一百三十二银元。
这样看来，当年的熊子真收入并不低，但是，他却过着极为简单的集体生活，与当时的北大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人一起，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吉安所。
这在当时是很令人费解的奇怪举动。
其实，当时的熊子真不在乎教职的高低，也不在乎收入的多少。
他曾经常对人说，他到北大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
怪人教课，“旁门左道”
。
自从任教北大以后，校园里就一直流传着熊子真的有趣故事。
熊子真所讲授的“唯识学概论”
是哲学系本科生的选修课，占两个学分，按规定每周两节课，原来由梁漱溟讲授。
在两人交接工作的时候，梁漱溟对熊子真进行了一番交代，让他务必多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入手，由浅入深，逐步带领学生“登堂入室”
进入唯识学。
按照梁漱溟的叮嘱，熊子真曾经准备了九万字的讲义，并于1923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制，完全遵循支那内学院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上课。
不过，由于熊子真曾经深受易学的影响，在讲授唯识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与《周易》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特别对《周易》的钻研不断深入，他发现这套“唯识学概论”
讲义中有一些东西连自己都无法认同，越讲越难受。
于是，他另辟蹊径，硬是将自己的九万字讲义全部烧掉，重新备课，自创“新唯识论”
。
在课堂上，他完全颠覆了梁漱溟的“传统”
，不再以介绍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为主，而是侧重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
改变了教学内容还不算，熊子真还在教学形式上进行变革。
他改变“师生蚁聚一堂”
的教室上课模式，采取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模式，让选课的学生到自己的住处听课。
大家都觉得，听他的课就如同听故事一样，津津有味。
这相对于翻译家林纾在北大讲课时学生睡大觉的情况来说，简直好得太多。
当年，林纾有一门课被安排在下午3点钟，每次学生睡倒一大片。
有一次，林老先生实在看不过去，把课本一合，说：“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
那些趴在课桌上的学生一听，都坐起身子，等待老先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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