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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到杭州做通判的时候，有出版商出版了他的作品，名字叫作《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估计销量不错，不久又推出一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这部“续添”
的钱塘集后来成为苏东坡被定罪的重要证据。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文字狱。
苏东坡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印刷术的深刻影响。
现代的中国学者研究苏东坡时，也忽略了这个关键的历史细节。
反而是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在《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里提到这个细节的意义：
在这一事件（乌台诗案）从弹劾到审议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是当时民间印刷刊行的苏轼诗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由现存的文献可以确认，在中国，作者的诗文集在生前，而且在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壮年期）几乎现时地得到刊行，要数苏轼的这个集子为先例。
而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本来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传媒与同时代文学初次合作之宣言的这个诗文集，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文字狱。
以前手抄本流传很有限，基本在少数朋友间传播。
但印刷的书籍让文字变成公共传播，性质发生了变化。
儒家一直以来主张“言者无罪”
，宋朝的开国者，也特别重视士大夫的言论自由，但到了苏东坡公开出版诗文集，“言者无罪”
就遇到了挑战，甚至可以说开始崩溃。
第五，皇帝和宰相的位置发生了变动。
本来官员议论、批评时政，被认为是批评宰相，就像王安石担任宰相时，虽然大家都知道神宗在后面支持他，但毕竟在前台活动的是王安石，无论对新政有多大的意见，针对的都是王安石。
批评新政，被认为是批评王安石。
北宋皇帝在宰相和官员之间，会扮演平衡的角色。
神宗虽然态度鲜明地支持新政，但对于司马光等旧党，还是会进行安抚。
从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到1076年他辞官，这一段时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前面提到过的吴充和王珪，都很平庸，所以，实际上是神宗自己担任宰相的职责。
于是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判断，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抨击朝廷的政策，既可以看作是对政府的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对皇帝的抨击，而抨击皇帝，在古代是要杀头的。
总之，乌台诗案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朝廷里的“小人”
要整苏东坡，更不是一个正邪对立的斗争，而是各种因素聚合发生的一个无法预测的事件，其对于个人的命运带来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时代与个人关系的典型案例。
早在1072年，苏东坡在湖州和孙觉吟诗喝酒的时候，上面讲的五个因素，已经体现在他的生活之中。
但苏东坡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无法想到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也并不知道这些微妙的变化，会在后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所以，1072年的苏东坡，还是典型的北宋士大夫，并不知道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正在改变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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