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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定等人选中苏东坡作为目标来打击新党,阻碍新党重回朝廷,这里面有权斗的因素,也有嫉妒的因素,有很复杂很微妙的心理纠缠,慢慢酝酿,最后成了乌台诗案。
但这一切,在酝酿过程中,苏东坡浑然不知,正应了一句话:真正影响我们命运的,往往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第三,御史台机制。
古代中国皇帝专制,但也有对于皇帝的制约,就是设立“言官”
,对于皇帝的行为有所观察,提出意见,叫作“谏言”
。
唐代时有御史台,属于宰相管理的下级部门,针对的是皇帝。
到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御史台不归宰相管理,而是归皇帝直接管理。
但皇帝的领导往往是名义上,这样一来,御史台的地位就很特别了。
御史台批评的是宰相,是政府,加上宋代特别强调“言者无罪”
,所以,御史台的谏官虽然职位不高,但特别敢言,也特别重要,可以影响舆论。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有一段评论:
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不要紧。
……他们讲话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而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
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
御史台很像舆论监督机构,也有点像监察机构,但缺乏现代政治的制度基础,渐渐变成了权斗的工具。
有时候皇帝加上宰相,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在道义上预设性地占了优势。
这是北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另外,为了控制舆论,御史台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发展到后来,台谏官还会兼任其他职务。
而宰相为了让御史台和自己达成一致,也会安插自己的人在御史台里。
1079年,坚决执行新政的蔡确担任宰相,那个时候,负责御史台的人叫李定,宰相和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阵线的同盟。
第四,传播技术的发展。
传播手段的变化,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还会深刻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
20世纪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分析了西方文明从口语、手抄书到印刷术出现时期,人类如何从听觉文化过渡至视觉文化,以及印刷术最后如何促成人类意识的同质性、民族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诞生过程。
在西方,15世纪约翰·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开启了印刷文明时代。
麦克卢汉的一本传播理论的书就叫《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中国学者在研究苏东坡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传播。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
也就是说,苏东坡的童年时代,遇到了一个时代性的文化事件—印刷术的革命,见证了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籍的转折。
苏东坡不仅仅见证了这个转折,还是这个历史的参与者。
印刷术的出现,催生了出版业,当时的杭州已经有私营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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