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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想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公务员队伍，简直比登天还难。
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4万人，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的有31万，合格人数与计划录取人数之比高达37.3∶1。
而与此相应的是，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不到公务员总数的0.05%。
即使包括主动辞去公务员职务的3万多人在内，公务员的流动率也只有1.25%，与10%左右的企业人才流动率相比，可谓是铁板一块 16。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公务员队伍越稳定，工人、农民等阶层上升进入公务员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小。
正如2004年7月出版并引起巨大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所说，自从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尽管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而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则存在代际继承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
的现象明显增强。
话语权资源还在不断向上集中
有人也许会说，目前公务员招聘的报考资格是大学毕业，而大学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普通工人、农民、职员家庭，这不就表明，工人、农民阶层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吗？
这一结论固然没错，可是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客观上存在着教育机会严重不公、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悬殊，早在上大学这一关上，大量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就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不必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现在已经严重走样，甚至还出现了每当高考来临时，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因为即使考上了大学也上不起学，从而被迫弃考的情形。
2006年，重庆市涪陵区有541名高三学生没有参加高考报名，也就是说，占高三应届学生人数10%的学生主动放弃了他们为之拼搏3年的高考机会。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学生弃考的真正原因在于农村家庭不堪教育高收费重负 17。
调查表明，有25.5%的家庭因为负担不起上大学的费用而不愿升读大学 18。
这表明，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要想通过上大学这条路进入公务员队伍，机会渺茫。
而这又大大限制了公务员代际之间的流动。
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公务员队伍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优势阶层对于弱势阶层的排斥性进一步增强。
而这种变化，必然影响中产阶层的利益倾向，以及工人和农民等弱势阶层的话语权。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实行公务员制度10多年来，只有0.5万名农民进入普通公务员队伍，这个比例太低了 19！
1 本案例参考了《我就是中产阶级》，2004年8月3日风采。
2 《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意义：经济影响和风险》，2005年4月13日财经界。
3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的解释是：“中等资产阶级，在我国多指民族资产阶级。”
4 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2004年10月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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