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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城门洞里，可以出入着极时兴的汽车、电车，极随便的脚踏车；但是落伍的四轮马车，载重的粗笨骡车，或推或挽的人力车，也同时出入着。
最奇怪的是，在这新旧车辆之中，还夹杂着红绿轿、驴骀子，甚而至于裹着三五辆臭气洋溢的粪车。
于是车夫大声喊着“借光！
靠里！
怀儿来！”
喇叭声，脚铃声，争路相骂声，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挥在同一时同一地存在着。
妙在骂只管骂，嚷只管嚷，终于是风平浪静的各奔前程，谁也不想忌恨谁，谁也不想消灭谁。
[1]
这是民国时人对北京的感性描述，传统与现代兼容的特质在北京[2]这座城市中最为明显，也因此其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充分反映出传统城市向现代转型的历程。
相比于口岸城市，北京少了活跃的氛围、快速的节奏，但她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北京的城市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使其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的沉重包袱。
其二，作为明清京城和民初首都，北京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社会精英集聚，虽是传统城市，亦有新派作风，为卫生论述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其三，北京在民国时期历经多次行政建制的变革，社会经济逐渐衰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卫生事业如何开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四，北京具有近代中国领先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较为完备和发达，文化上中西交融，利于观念的更新。
其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以往的观念中，多认为北京相比于上海、天津、汉口等中心城市，没有租界的存在，也缺乏一定数量的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权力和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力量相对于口岸城市势弱。
这样的认识是否存在不全面之处？从卫生的角度进行具体探讨，能使我们对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自中国历史迈入近代，中国社会就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3]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城市的发展。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最集中地体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
每个城市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有的发展历程，这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类型。
北京作为帝王都城，是传统型的政治城市；上海则是由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业城市。
因此，研究这些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所达到的水平。
20世纪，在城市史研究中逐渐兴起和繁荣的城市社会史，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充分反映了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多学科对话、交叉增强的趋势。
在城市社会史的理论基础中，城市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显著。
其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空间结构，探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揭示城市的地域特点以及地域中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
[4]
在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5]一书，使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摆脱传统历史研究的窠臼，开启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之下比较城市研究的新路径。
随着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对上海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果相较于其他城市更为丰富。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时称“东方巴黎”
，并由于“模范”
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产生的示范和对比作用，中国城市的诸多近代特性都于上海发端。
近代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显学”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兴盛至今，成果多样，选题广泛，并且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力。
[6]国外对近代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起步亦早，也有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7]但北京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远不如上海，究其原因，不在于资料的缺乏，而在于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欠缺。
因此北京的近代城市史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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