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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城市现代化进行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
城市不仅是人群的聚落,更是复杂社会的载体,能集中反映社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城市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近代卫生兴起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恶劣环境状况,保障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20世纪以后,卫生知识开始在中国社会得到普及,在海外受过医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将卫生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并推动政府担负起卫生行政的责任。
中国的卫生状况自清末新政始,至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逐渐得到改善。
当时限于物质条件,卫生事业主要在大城市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卫生知识有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支持,卫生观念通过全民教育的方式得到普及。
但近十年间,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因为便利的交通和人口的流动大行其道。
有鉴于此,许多著述都对我国卫生的成效进行检讨,对其弊病进行反思,并呼吁加强卫生教育和预防。
近代的卫生事业尽管简陋,但其基本的理念沿用至今,当时因缺乏物质基础而偏重预防、依赖宣传的无奈,如今已被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和逐渐形式化的卫生教育所取代。
历史是一面镜子,反观过去可以为现实提供参照,当今卫生工作中的疏失和问题,可以从其历史上找一找经验。
因此对近代城市的卫生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卫生实践,探求卫生事业起步阶段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针对疾病、医疗和卫生领域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涌现出了许多成果,并且由于其理论应用空间较大,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结合,促进了史学研究的丰富和繁荣。
在国外,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从而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
[8]在疾病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对权力的关注,这主要受到了福柯和苏珊·桑塔格的影响。
福柯通过对理性统治、临床医学、监狱体系和性问题的研究,强调科学知识使得身体成为一个政治领域,并产生了用以控制身体的政治技术。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9]一书,通过对疾病及其意义的剖析,将疾病视为现代体制生产的重要因素,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中,程恺礼的《荒野芦滩》[10]是西方史学界最早的中国卫生史专著。
其对上海开埠后50年间上海租界的卫生作为进行了整体考察,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定,研究视域未能得到更大范围的展开。
近年来国外对城市卫生史的研究也逐渐重视,出现了不少优秀成果。
[11]其中罗芙芸对天津公共卫生的研究[12]是个中翘楚,对国内外卫生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旗帜鲜明地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卫生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并试图揭示卫生当中的殖民性,成为卫生史研究领域中的“前卫”
著作,但其对卫生含义的解释重于对卫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在中国史学界,1987年台湾的梁其姿首先发表了医疗疾病社会史的相关论文[13],其后,杜正胜提出了“另类医疗史”
[14]的概念,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倡导研究疾病医疗社会史,在此以后台湾和大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医疗疾病史和卫生史的相关研究。
[15]虽然理论应用和论证分析均有亮点,但台湾学者中卫生史的专著尚少。
内地史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卫生史的著述近几年来也有显著增长。
在对卫生概念的探讨中,从纯定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医史学界。
[16]近年来史学界也开始有所关注。
[17]对近代卫生事业的总体研究,因其所涉范围较大,不易掌握,故成果较少,已有成果更多地关注一定历史时段内卫生事业的概况。
[18]
具体的城市卫生史研究仍是上海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非常丰富。
[19]其中,对上海城市公共卫生进行有系统研究的专著已经出版,即彭善民的博士论文《上海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1898-1949)》[20],该书关注的是公共卫生与城市化及文明发展的关系,全面详尽地考察了近代以来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上海华界与租界的合作与冲突,并针对公共卫生这一公益服务事业如何市场化的问题进行了专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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