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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概念，主要原因在于其对知识的理解和对知识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肯定，这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具体的考察在绪论的研究方法部分。
[4]福柯以后现代的视角对知识、权力和历史进行了空间的解读，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建构历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阐释权力关系与运作以及知识的系谱与空间的关联（《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列斐伏尔提出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三重辩证的分析方法，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下深入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大卫·哈维则通过具体的城市研究挖掘空间的社会性，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
的代表人物，其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美]施坚雅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6]优秀的著作很多，如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和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等。
其中，1999年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书，对近代上海社会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分析，深入寻常百姓、关注历史细节，在对里弄棚户、人力车夫、菜场、老虎灶细致入微的考察中，处处可见对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的思考。
[7]史谦德对民国初年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the1920s，Berkeley：UyofiaPress，1989），是此类研究的开创之作，主要关注社会的中下层民众，试图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同样关注这个时段，但重点放在北京的市政建设上，揭示了市政建设现代化对城市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其对市政管理机构和排污系统的论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理论和方法上也都有所创新。
[8]如《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从疾病史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丰富面相（[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剑桥医学史》提供了西方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传播的详细图景（[英]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则是综合性的疾病史巨著，从整体史的角度强调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叙述（[美]肯尼斯·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9][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0]KerrieMa，AwildernessofMarshes：TheinsofPublicHealthinShanghai，1843-1893，OxfordUyPress，1987.
[11]叶嘉炽对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的卫生成就进行了考察，肯定了建设的成就，但不够重视卫生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存在的问题（Ka-cheYip，HealthandNatioioninNationalista：TheDevelopmehServices，1928-1937，AnnArbor：AssoforAsianStudies，1995）。
日本学者饭岛涉通过研究鼠疫及霍乱等疾病探讨卫生行政的制度化过程，对北京的疾病史也多有涉及，并有相关的中文论文发表，其研究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对社会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关注较少（[日]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社，2000）。
韩国学者辛圭焕关于北京卫生行政的专著，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卫生行政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强调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韩]辛圭焕：《国家·城市·卫生——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国家医疗》，AET，Seoul，Korea，2008）。
[12][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3]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239～25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
[14]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1997（4）。
[15]台湾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不少优秀成果。
如梁其姿对长时段的疾病史进行考察，尤其重视医疗卫生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载《历史研究》，2003（5）]；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
问题》，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
雷祥麟通过考察各种卫生论述，探索另类的卫生认识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卫生概念形成的影响[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54）]。
李尚仁主要以西文文献为基础探讨卫生的文化意涵和相伴随的权力关系[李尚仁：《腐物与肮脏：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见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北，“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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