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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公园的倡议者和创建者的理想中，公园应是环境优美、游人和睦，且能移风易俗、提倡卫生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之所。
但现实中，公园却是环境不良、人声鼎沸，各种不文明行为充斥其间的地方。
公园设计与民众行为的反差，反映出市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民个体既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依存于社会、受制于社会，同时又由于寻求自己的私利而不断与社会发生冲突，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两者是冲突与合作的统一。
公园未能完全达到其创建者美化环境、教化民众的初衷，市民也没能真正获得一个游目聘怀、健康娱乐的去处，原因之一还在于公园未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
近代北京的公园大多需要买票进入，其虽为政府所设，但很少得到官方的财政支持，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
中央公园就是“凡百兴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费及租息”
[39]。
20年代初北京各公园的票价是：“中央公园：铜元十枚；卫生陈列所：铜元四枚，着制服学生二枚；城南公园：铜元五枚；天坛：铜元三十枚；农事试验场：铜元十六枚；颐和园：银币一元二角；静明园：大洋五角。”
[40]至1925年中央公园的门票已涨到十六枚铜元。
[41]银元与铜元的兑换率一直在变化，1926年一个银元能换铜元三百七十枚以上，十年以前只能换一百五十枚。
[42]虽然总体上铜元的价值在跌落，但十枚铜元对于普通平民的负担也不轻，因为他们“除供给最低之生活必需品外，已无余资供他项消费之用”
。
[43]
公园虽然在名义上是对民众平等对待的，但售票的制度无形中限制了平民的进入，尤其是贫苦民众更是无缘目睹，对此舆论多有批评。
有人指出，“现在京中虽有公园，内中树木无多，入门均须买券，以排除贫民阶级，事实上仍是资产阶级的私园”
[44]。
公园被称为“不公园”
，表达了对公园售票不利于平民的不满。
[45]人们对此屡有评论，公园中的一位先生义愤填膺，认为“进公园非买票不可，这是世界各国所无，我们中华民国独有的事！”
他的理由是：“公园是人烟稠密的都会中人民吸纳新鲜空气的公共地方。
进公园要买票，不成于用空气要纳捐吗？世界上那里容得这样无理的苛捐？”
[46]公园售票限制了一部分人群的进入，而这部分人群正是被认为最需要获得卫生知识的中下层民众，这使得卫生知识的教化未能达于全面普及，宣传效果也受到了影响。
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的组织者有鉴于此，为了扩大宣传面，与中山公园商议，于大会当天免售门票，取得了一定效果，民众参加者总计约二万余人[47]，但仅于七天的会期中免票一天，其措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公园施行各种教化行为，以此向民众灌输卫生知识和公共意识。
但民众的实际行为表明，公园的教化效果必须依赖于行之有效的约束力，以及民众卫生意识的提高，而民众卫生意识的提高，还需要公园保证其开放性，并真正加意于卫生教化，而非象征性的作为。
北京的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强调皇权和等级秩序的空间，典型代表就是传统坛庙和皇家园林。
民国以后以“旧瓶装新酒”
的方式在这些传统空间的基础上创建了公园这种新型的公共娱乐空间。
公园是卫生知识逐渐普及的产物，又为卫生教化提供了重要场所。
尽管公园未能完全达于其设计者的期望，但正如美国的社会学家甘博在当时所观察到的，公园确实“使不少人拥有了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48]，城市民众开始有了合于卫生的现代娱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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