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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除了常设固定的卫生宣传空间，其公共场所的性质以及宽敞和多样化的场地，也非常适于短时期内集中进行的、有一定规模的卫生宣传活动。
民国时期的戒烟拒毒行动，就充分利用公园，吸引人们前往参观，最大化地达到宣传效果。
20年代北京地方执法机关多次在先农坛和天坛焚烧烟土[26]，并登报广为宣传，“俾社会各界人等周知此举，以资观警”
[27]。
1934年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仍沿用前法，在先农坛焚毁违禁药品，以广宣传。
[28]民间团体也积极利用公园进行活动。
1922年，中西联合禁烟会在中央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旨在协助官厅扫除烟障。
[29]1925年，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北京发起了全城范围的拒毒运动，在北海和中央公园悬挂了“拒毒救国”
标语，并在北海公园由邓萃英进行了拒毒讲演。
[30]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宣传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4年至1937年北京的卫生行政机构组织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均以中山公园为运动中心，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
以第一次卫生运动为例，卫生展览在中山公园水榭进行，“展览共分十大种，计人体解剖类，妇婴卫生类，儿童服食类，卫生用品类，环境卫生类，病理模型类，饮食物品类，以及各公共卫生机关成绩照片模型等，每日自上午八时至晚六时在大会期间均随时任人参观，并派有专门人员予以说明”
；运动期间由广播电台派员在公园进行广播卫生讲演，每次听众不下二三千人；十七至十九日每晚在社稷坛映演卫生电影，并派有专门人员说明；十九日下午在中山堂举行儿童健美决赛会，参加来宾约计不下两千余人；十九日当天在公园举行卫生运动大会。
[31]卫生运动大会是官方化、制度化的卫生教化运动，其展览内容较常设的卫生陈列所更为丰富，宣传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广播和电影这些现代的媒介。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政府冀望在公园这一特定的空间里进行集中宣传，在短时期内给予民众强烈的心理冲击，从而达到灌输卫生知识，造就健康国民的目的。
但在实际情境中，民众也许只是“走过场”
，参观卫生运动大会就像逛传统的庙会，去凑凑热闹，政府利用公园对民众进行的卫生教化，与民众直接的实际需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有文章就直击这一现象：“这时候，有无数的人在参观中山公园的全市卫生运动大会，中山堂里陈列的图表都是飞着跳着的黑杠子，一个穿黑衣的小孩子指着各国人口死亡率表上顶粗的黑杠子向着旁边一位三十来岁的大人说：‘爸爸你瞧，中国也第一呢！
’生理陈列所的会场里掛着‘禁止吐痰’的招牌，一位绿帽黄箍的同志咳嗽了一声，一口痰清出丈把多远，正巧落在场外的空地上。”
[32]
对于民众的不卫生行为，公园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冀望“人民于游行公园时不知不觉之中得法律上之生活及道德上之知识”
[33]，达到卫生教化的目的。
中央公园的游览规则中规定：“不得于园内抛弃秽物”
，“公园内置有男女厕所不得于厕外任意便溺”
。
[34]但是民众对公园附加于他们的约束，并不全然接受。
有人称其在游览刚由太庙改建而成的和平公园时，看到沿路有的木牌上写着禁条，如“不准吸烟及吐痰”
、“不准持手杖及相匣等”
，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和平”
[35]。
许多人对于禁令牌示，“亦假装看不见，照样的‘噼呖，拍啦’满地吐痰”
[36]。
还有人在公园到处“涂鸦”
，正体现了国人不清洁的弱点。
[37]公园本为提供一个卫生的空间而设，“但若不重卫生，男女杂沓，灰尘飞扬，细菌易于传布，疾病因是发生，则与公园之本意相反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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