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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运河的成功开凿给人民带来了收益，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隋亡为此河”
的说法。
“若无水殿龙舟事。”
据史料记载：大业元年八月，金秋时节，隋炀帝沿大运河去江都南巡，彩船首尾相接，绵延二百余里。
他自己乘坐的龙舟高达四层。
随从众多，仅水殿龙舟，身着彩衣的年轻宫女就有万人之多，这种**逸、奢靡的做法令历史上的任何昏庸之君都难以望其项背。
像这样大规模巡游江都前后共有三次。
“水殿龙舟”
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炀帝开凿了运河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来造福人民，而是借助于大运河便利的水系及运输条件来满足自己的享乐，炫耀帝王之家的雄壮与威严。
此句是诗人的一句大胆假设，十分精彩，给篇末立论做好了周密的铺陈。
“共禹论功不较多。”
禹，传说中治水的英雄；不较多，是不差多少的意思。
这一句紧承上句，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三次巡幸江都铺张浪费，炀帝开凿大运河，论其功劳，可以和治水的大禹平分秋色。
此句体现了诗人较为公正的历史评判尺度。
修大运河是一回事，荒**误国又是另一回事。
隋朝的灭亡关键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四处征伐，荒**无度，挥霍享乐，故身死人手为天下所笑。
大运河的开凿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与发展，这在唐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故隋亡罪不在开凿大运河。
假使隋炀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利用运河便利的航运造福人民，发展南北经济，则开凿运河一事直可与大禹平治水土相提并论。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大运河至今遗泽后世，这是有目共睹的；而隋炀帝作为荒**误国的残暴之君，亡国之君，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诗人写作此诗的立足点。
由此观之，一首《汴河怀古》，名为替大运河昭雪翻案，实为诛炀帝之心，给其罪责盖棺定论。
诗人虽是在阼诗，但其功过分明，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亦颇具史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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