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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许“学样”
,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
之累。
况且以这样的“名儒”
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
自居,“妄自尊大”
。
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
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名臣”
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当那种“道德楷模”
。
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
,李鸿章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
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
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
,“弥缝偷安……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
这是很准确的。
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
在签订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拼死相争,一切以保官固宠为转移。
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
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
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
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
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你丧失了价值,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李鸿章对待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直接参与。
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
,公开申明立场。
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
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
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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