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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
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都被杀掉了，杨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稽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
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以诗证史”
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
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
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
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
，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
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
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
的做法持有异议。
他们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需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是诗史性的作品，纪实成分很大。
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
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也许无法“定于一”
，但多一种认识就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
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
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
这里有三个因素：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来源渠道不尽一致。
史书记载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在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
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地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
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成分；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
；而诗人则相对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
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
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
《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唐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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