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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些人对共和国发动了战争。
因此，我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
[198]
虽然屋大维的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后说的，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他也许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做了一些修改，但他的总结显然符合罗马政治的传统说法。
他对安东尼的攻击被定性为恢复自由之举，他在为共和国而战，罗马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关（元老院与人民）也认可了他的优良德行。
为了让政局恢复正常，他挺身而出，致力于反抗个别派系的暴行。
他对行刺者采取的行动符合罗马法律，遵从了正当的流程，接下来的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共和国。
这段话以及前文所提的三头颁布的法令都具有浓郁的保守色彩。
尽管晚年的罗马皇帝屋大维声称年轻时的自己是一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勇敢地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但当时的这场危机看起来与宪法或者国家机关无关，其根源在于个别人的政治行径。
身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认为宪法的要义在于设计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受到限制，确定各方的职责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
在现代的西方国家，立法机关监督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
各个机关的工作流程都遭受着审查，保持着适当的透明度。
整体而言，立法者和行政者都会公平合理地办事。
然而，罗马的情况截然不同。
高级罗马官员集司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他们甚至有权采取极刑。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公民争取到了一些在官员面前保护自己的手段，比如向人民申诉的权利（或许是通过保民官实现的，因为他们会为公民说情，甚至有可能以自己的肉身去阻挡官员，保护公民）。
自公元前17年以来，罗马皇帝成了保护公民免受官员侵犯的角色。
[199]但是，真正约束着官员的是罗马政治的传统习俗。
按照传统，罗马官员应该行事得体、从善如流（比如咨询元老院）、尊重所有的罗马公民。
三头主张的是解决政治道德的问题，之前也有恺撒派人士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李必达的部下曾经宣称两位执政官之死就代表着战争的结束，大家应该放下武器，以免再有罗马公民失去生命。
当李必达危如累卵之时，安东尼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与自己和谈。
李必达本人也曾经建议元老院接受安东尼获胜的军事、政治事实，以免再造杀孽。
公元前43年末，三头同盟向罗马人民提出一份和平倡议，要求重新组建共和国，恢复罗马的“处事方式”
，治愈公元前44年3月以来的累累伤痕。
但在罗马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全之前，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罗马必须先经历纯粹的权力斗争，那些显然有害于和平之人必须铲除。
这与宪法和法律无关，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文化。
恺撒之死以及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受的侵犯让罗马人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
那么，剥除了文化的罗马政治现在只剩下了**裸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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