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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所说的控制把关。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读一读近年来的一些陈述：“在聆听现场表演时，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表演和事件上，而不是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更多地关注作品”
，或是“相比于我们谈论乐谱的惯常方式，乐谱所做的要少得多，而表演者所做的要多得多”
。
令人吃惊的是，音乐学术作者，如卡罗琳·阿巴特（Abbate）和丹尼尔·利奇-威尔金森，仍需要写出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
除此之外，在历史知情表演那积极正面的遗产中还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元素：它假设音乐与其他表演艺术不同，音乐表演的目标必须且必然是历史本真性。
如利奇-威尔金森所说，这种理所当然的原则由更多的把关者强制执行，他们是音乐学院的考官、比赛评委、音乐会筹办者、批评家。
而效果则是扼杀了创造力，破坏学生们自己作出决定的意愿。
这些无益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大家看到的古典音乐文化中最紧迫的问题：音乐会观众的减少。
二十五年前，美国音乐学家劳伦斯·克雷默（LawrenceKramer）已经敲响警钟。
他说：“这种音乐有麻烦了，它的听众正在缩水、老化且过于白人化。”
你可以猜到其中缘由。
如果表演者要抹除掉自己，让音乐为它自身代言，这就违背了吸引观众、将音乐传递给观众、娱乐观众的基本观念。
其结果便是以乏味的展示、舞台上呆板的姿态，以及单调得过于正式的服装来作为标准。
颇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批评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Ross）说道：“古典音乐的首要问题便是那身礼服。”
此外，还有不友好的古典音乐会礼仪，对新手听众来说更是具有排斥性的。
例如，不管你多么狂热，在多乐章作品的乐章之间鼓掌都是不对的。
这条禁令被当成是永久性的，但实际上它只能回溯至1900年——周遭听众的羞辱、冷眼则确保了这条禁令。
音乐会曾传达出中产阶级的排外性，而且现场音乐体验中的社会和多元维度被削弱了，这意味着这种体验不会比录音带来的东西更多。
许多古典音乐爱好者曾总结道，还是待在家里更有意义。
就像在第一章中一样，我在这里全部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在克雷默写下那样的文字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历史知情表演或许的确留下了无益的历史主义遗产，但它当然也让舞台上的表演变得更加多样。
古典音乐会的筹办者开拓了他们的曲目：在2019年，英国的王牌系列音乐会，逍遥音乐节（Proms）中包括一晚艾灵顿公爵（DukeEllington）的宗教音乐，一场妮娜·西蒙（NinaSimone）的纪念音乐会，以及一部由“电台司令”
乐队（Radiohead）主音吉他手强尼·格林伍德（JonnyGreenwood）创作的管弦乐作品。
一些表演者，比如，来自芝加哥的新音乐合奏团“第八只黑鸟”
（EighthBlackbird），在他们的演出中设计了舞蹈动作，像摇滚和流行音乐家们一样，充分利用了整个舞台。
我们越来越普遍地见到古典乐独奏者独唱者像爵士或摇滚音乐家一样以放松的、个人的方式向观众介绍下一首作品。
严格的着装要求变得宽松，总体来说，古典音乐会的气氛不再像过去那么冷峻。
然而，这比起1960年代在纽约的音乐体验，从社会性上来说仍有悬殊差别。
那时的克雷默正学着去热爱古典音乐，他写道：“我对那时最鲜活的记忆便包括体育馆中的夏夜，体育馆中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城市各处的人们。
声学效果糟透了，但人们洋溢着欢乐，人们发出长时间的大声喝彩。”
当然，当人们回顾过去时，现在永远都无法和过去相比。
与其他音乐种类和传统相比，听古典音乐会这件事在社会层面上仍然惨淡，其原因便是继承自前人的关于音乐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是因为礼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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