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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他是霍克海默的同事，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曾师从于勋伯格学生阿尔班·贝尔格（AlbanBerg）的一位作曲家〕让批评理论中的观念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进入音乐学。
批评理论为音乐史带来其此前一直缺乏的政治性切入点；基于人文学科的传统方法日益得到增补，这些增补的思想不仅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也来自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
在音乐的研究方法转向所谓“怀疑诠释学”
（hermeicsofsuspi）之后，人们注意到音乐在使权力和社会不公得以正当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同时音乐美学的传统方法，即认为音乐只与美的“普世价值”
相关，被认为（仍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遮蔽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规范、价值和趣味。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音乐都是强大的力量，理解其效果是前行于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技能，这就像是理解摄影或深度伪造视频中固有着欺骗的潜在可能性一样。
这是当代媒介素养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英国的紧缩议程和国家的倒退导致学校音乐的大幅削减，从而剥夺了年轻人的这种技能，而且还让音乐变成一块享有特权的飞地。
我们需要记住，对于音乐所培养出的每一个“我们”
来说，还存在着一个“他们”
，鲍威尔和另类右翼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怀疑也有可能太过极端。
与这些消极的例子相反，我们或许可以提到，《天佑非洲》象征并促进了一个统一目标：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
我们或许可以想到，许多人说加入合唱团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据说如今英国的合唱团比炸鱼薯条店还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想到音乐治疗（musictherapy）这一整个领域，在这里，训练有素的从业医师以音乐为手段，与有交流障碍或其他障碍的患者建立关系。
我们也可以只想想音乐带来的愉悦。
如我所说，音乐并无固有的善恶。
它的力量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作恶。
但是，相对于每一位太过怀疑音乐的学者来说，有一位记者则太过不加批判。
“音乐是种变革的力量、善的力量，而且，是的，也是和谐的力量”
，一篇2006年的《卫报》社论文章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认为，“尽管社群中的年轻人有着明显无可救药的分化，他们仍聚在一起作乐，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增进对彼此以及彼此文化的了解”
。
它所说的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
（West-EsternDivara），该乐团由爱德华·萨义德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Barenboim）在1999年共同创立，被用来促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其成员包括阿拉伯、犹太和西班牙学生。
乐团有一个根本的乌托邦式的相互依存原则，用巴伦博伊姆的话来说，即“乐团要求音乐家互相倾听，没人应该试着比旁边的人演奏得更大声，他们必须互相尊重、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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