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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重申，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朝廷之所以慎重筹划，以九年为期，就是要根据国情，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之序，届时达成一个值得中国人夸耀的真正的立宪体制。
摄政王拒绝了第一次、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立宪党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还是有所感触，有所感动，当然也有很大震动。
摄政王发自内心不愿与臣民为敌，他看到了一年来各地抗捐抗税群体事件此伏彼起，几无一日消停；至于孙文和那些革命党利用秘密结社策动的各种骚乱也很令人头痛，在在影响着清廷的政治统治。
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这些立宪党人，现在如果这些统治基础再对统治发出怨言，那不仅是立宪党人的悲哀，而且可能就是大清王朝的末日。
所以摄政王在拒绝提前召开国会的同时，并不主张对国会请愿运动进行镇压，反复交代在向请愿代表说明不能提前召开国会的理由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措辞，注意以理服人，注意保护请愿代表的政治热情。
错误援引《钦定宪法大纲》
摄政王对有计划政治的坚持是对的，如果连达成共识的东西都无法坚持，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办成。
但是到了1910年准议会机构资政院按部就班准备开院议政的时候，新的外交危机再度引爆，日俄两国在圣彼得堡背着中国签订类似于瓜分东三省的协议。
紧接着，日本又逼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朝鲜半岛统治权完全归属日本。
这两个消息传来，立宪党人极为震惊，国内民众甚至许多先前老成持重的官僚也都有点坐不住了，思来想去，还是想到了加快立宪步伐这条正途，于是有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不同于前两次，除了立宪党人为主体，各省督抚、学生、商人等都有不同程度介入，大家都担心中国发生朝鲜那样的亡国事件，这对摄政王构成极大压力。
大清国所面临的现实危机深深刺激了当家人，所以当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发生后，当各省督抚、王公大臣、中央各部院大臣相继加入施压队伍后，摄政王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守“有计划政治”
信念，特别是在资政院作出加快立宪步伐，建议朝廷尊重民意提前召集国会，组建有责任政府时，摄政王觉得已无话可说，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商量一个提前进行的办法。
后经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反复商讨，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接受各方面呼吁，将先前九年立宪规划缩短为五年，即于1913年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成立正式的责任政府。
摄政王强调，现在距离召集正式国会只有两年时间了，全国上下都应该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先将官制厘定，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
摄政王基于各方面新变化对立宪党人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赢得了国内外欢迎，此后大半年，国内政治氛围有了很大改善，革命党人心灰意冷，革命陷入低谷，看不到希望，他们在黄花岗最后一搏后，或流亡海外，或隐匿国内，国人政治热情已被清廷立宪步伐所吸引，人们坐等君主立宪新时代，革命成了明日黄花。
根据立宪国家的一般情形，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一个标志是成立一个责任政府，然后由这个责任政府分享君主部分治权，负责国会选举等具体事务。
按照这个计划，清廷于1911年5月8日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这原本是中国人最为高兴的一天，是大清国的新生，想不到弄成了一个大乱，一个两百年的帝国就此结束。
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根本问题是摄政王错误援引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皇权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无端干预等规定。
这些规定是对，但是有两点是摄政王忘了，一是现在的小皇帝和摄政王本身没有办法与大行皇帝比；二是如果摄政王任命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能人内阁，而不是凭借皇族、贵族血缘关系的内阁，谁又能说这不是皇上的权力呢？
摄政王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但这个被讥笑为亲贵内阁、皇族内阁的机构，不仅葬送了大清，而且足以表明摄政王对君主立宪有认知，也明白，但好像做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主，无法革自己的命，无法说服满洲贵族遵守分享权力的政治游戏。
清廷创设资政院作为君主立宪的过渡形态，只是由于强势朝廷不再，没有办法平衡过渡期行政与立法的冲突，行政权独大无法解决，资政院也就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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