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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何震回国时，章太炎理所当然委托她设法打听并见机促动。
何震答应相机帮忙。
所以当何震到了上海后，章太炎又写几封信催问情形。
何震的活动力确实不得了，或者说朝廷由于此时已经开始了宪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继续为敌，欢迎他们回归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刘师培就被何震叫回国内，安抵上海，与苏曼殊、柳亚子等人欢聚，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不便。
刘师培夫妇既然知道章太炎曾致信张之洞，知道章太炎与清政府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夫妇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刘师培出面致信章太炎，表示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计张之洞那里希望不大，现在正在想法与两江总督端方进行交涉。
张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这大概也是章太炎、刘师培想到他们的一个原因。
回归主流
在国内经与各方面的接触，特别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对刘师培的情形已经比较同情，愿意接受刘师培回归主流。
其实，每一个造反者都有被动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个造反者其实也都随时等待着招安。
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抚很容易感动刘师培这样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读书人，刘师培遂不管不顾于1908年初上书端方，表示愿意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加入政治变革的队伍。
在这封长信中，刘师培先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学渊源，介绍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承认自己年轻幼稚，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以为这些思想合乎中国思想传统，合乎中外华夷之辨，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嗜读明季佚史，以清军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排满革命思想慢慢积累。
刘师培在这封上书中并没有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人，而是根据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朝廷政治改革所应该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国情国体与欧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
欧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变为宪政制度，都比较顺利，而中国由于早已走出分封建国的封建时代，政治偏于放任，以农业为国本，以聚敛为民贼，故以薄赋轻徭为善政。
所以中国问题并不在政治民主化，而是执政者能否抑制豪强，关爱黎元。
根据这些认识，刘师培在这份建议书中也说了不少改革建议，建议清廷恢复传统中国民本主义传统，矫正新政过分偏重发展偏重富国偏重强兵的误差，以人民福祉为依归，轻徭薄赋。
对于刘师培的这些建议，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被视为刘师培背叛了革命，向反动的清政府“献策”
，向清廷讨好。
这是从革命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其实，当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多年，当清朝的历史已经自然而然地融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不能认同刘师培向主流社会回归呢？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清廷如果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惠民爱民，以民为本，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选项呢？
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在晚清十年政治历程中，除了革命与改良，其实还有很多介于二者之间或之外的政治主张，以温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应该承认存在的或许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培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了，改良主义的前景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他不愿继续从事暴烈的政治革命了。
流血的革命毕竟是人类社会不得已的一种手段，能够减少流血，减少牺牲，能够进行和平变革，就不应该选择暴力革命。
当然，如果统治者只是以虚情假意欺骗人民，那么还是应该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那样，义无反顾地高举革命的旗帜。
回望历史，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理解和宽容。
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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