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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驻扎在滦州的北洋新军主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向清廷发出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朝廷立即撤销皇族内阁，宣布皇族永远不得介入政治，尽快组成真正的责任内阁，立即召集国会，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
第二十镇是中央军的主力，滦州兵谏终于使朝廷惊醒。
第二天，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很快撤销了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这一系列举动为清廷君宪主义赢得了新的机会，南北之间的紧张略有缓解。
然而到了召集国会时，新问题又出现了，那个先前把持着政治权力的皇族又不愿放弃权力，他们在南北和谈过程中一再刁难，终于引发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不满，段祺瑞等人遂于1912年1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几点启示
段祺瑞为代理湖广总督和武昌前线北洋新军第一军总统官，他和北洋将领的共和通电一锤定音，宣布君主立宪政体成为过去，中国未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共和。
南北胶着几个月的混乱局面终于理出了头绪，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尽量尊严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当时已成为唯一选择，但在走向共和的时候是否还应该像孙中山十七年来所要求的那样“驱逐鞑虏”
，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呢？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在稍后的谈判中有坚持有妥协，坚持了共和原则，放弃了驱逐鞑虏。
这个让步不仅表现出革命党人高风亮节，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且由此骤然生发“五族共和”
政治概念，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于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发展影响太大了。
从清廷的立场看，原本为大清寻找出路的政治变革得出这样的结果，确实令人难堪，但是正如严复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绝境，是满洲贵族太不知妥协不知退让。
按照严复的说法，当清廷宣布十九信条的时候还有走上君主立宪的机会，只是皇族中的强硬派还对君主专制寄予希望，结果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
当然，就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的立场说，辛亥的直接后果并没有实现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帝制终止了，民国建立了，然而这个民国与孙中山的构想毫无关系，五权宪法没有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构想没有了，用鲁迅的话说，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外，什么都没有变。
过去许多年，人们将这归结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
言下之意，革命党应该不妥协不懈怠，宜将剩勇追穷寇，战斗到底。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走过的路就是历史。
重新建构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遵从孙中山的设计，而是沿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的路往前走，各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各省都督改称省长；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
中国实际上在实行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毕竟因为这场革命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大门。
甲午战争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潮从理论转向实践，一拨接着一拨的武装斗争，弄得清廷灰头灰脸。
特别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亚洲的觉醒”
深刻启发了革命党，各门各派的造反者在第二年汇集东京，共推孙中山为革命党人领袖，清廷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党，而且是武装的反对党。
亚洲的觉醒也蕴涵着统治者的觉醒，面对革命风潮持续狂飙，清廷终于作出以改革反制革命的抉择，踏上政治改革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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