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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
这就是“辛丑共识”
的意义。
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正确道路。
“三个有利于”
辛丑共识主要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民族危机。
这个危机除了民族主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势力日趋壮大，反清反体制已经不是几年前孙中山那样的小敲小打零星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行为。
1900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危机随着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国知识界一批精英不是想着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
，大有乘火打劫，重建中国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极端激进的章炳麟。
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
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
为了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
应该承认，清廷这次是动真格的，毕竟只是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独立、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等，都有许多新气象。
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发展了；随着教育改革，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废除了；至于司法，两千年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选择，所有官吏其实都是司法官，现在不一样了，司法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司法本身的分权制衡也在那时建构起来了。
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
新政的政治进步是明显的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方向性选择，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
也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和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一样，都是行政独大行政主导的产物，从政治架构上说就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以君主的名义配置一切资源，无疑是高效且迅速。
只是这种体制的弊病随着日俄战争结束而凸显，中国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建构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模式，中国还有可能重蹈俄国人的覆辙。
日本的胜利不仅使清廷统治者惊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宁所说，这是亚洲的觉醒。
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胜利的激励下聚集东京，他们像朝圣一样欢呼日本的胜利，期望利用这样的胜利加快推翻清廷的进程。
这些来自不同山头不同派系的革命者求同存异，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构了类似影子内阁的组织系统，反满革命的势头从来没有如此高涨过。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其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预备立宪。
清廷在1905年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直接目标，就包含着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吴樾跑到前门火车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宪道路。
只是革命党人这一次有点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仅没有吓倒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政治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因为革命党怕立宪。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归来，他们向朝廷汇报考察心得，突出强调君主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
他们不仅从政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
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东西洋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
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只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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