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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
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
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
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
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
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步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
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
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
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
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
政治就是一种妥协，只有妥协和让步，才能赢得尊重赢得成功。
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
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
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
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区区几百万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
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
退一步海阔天空。
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
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
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
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
的政治舞台。
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
辛亥革命大幅度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只是历史主义地看，辛亥后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其实蕴涵着晚清数十年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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