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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选择是“取与舍的具体统一、知识与行动的具体统一、主体性与条件性的具体统一、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具体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具体统一”
。
但古莱、可思波等学者往往只使用了选择丰富含义中的某个方面。
比如，在古莱那里，“选择”
主要指“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克拉克那里，“选择”
主要指“实际存在的具有多样性的行动”
；在阿马蒂亚·森那里，选择则主要指“人的可行能力及对这种能力的使用”
；在可思波那里，选择则主要指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挑选行为”
。
虽然，以上学者对选择的使用，都对我们全面理解选择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毕竟他们还没有在比较完整意义上使用选择，更没有自觉揭示选择的哲学内涵。
这个缺失无疑妨碍了发展伦理学本身的自觉化、深层化。
第二，没有自觉揭示“现代性本身”
的多样性、可选择性本质。
所谓现代性的可选择性，也就是现代性条件下主体能力、主体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性本身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多样性。
应该肯定，相对于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对发展的伦理性的揭示，直接导向对现代性本身多样性的揭示，其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本身，认识现代性的深层问题与多样本性都具有重要价值。
应该看到，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虽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性的多样性，但它毕竟没有对现代性本身的具体多样性、具体可选择性进行直接确认、深层反思。
正是这种缺失，使克拉克等发展伦理学代表人物，在批判经济中心主义的同时，在认为发展伦理学应该具有宽容性、交叉性的同时，又认为最理想的现代性路径是美国式民主，从而在实践上导向西方民主制度、西方发展理念一元论。
第三，没有自觉揭示“选择标准本身”
的具体性、历史性、可选择性。
选择也就运用标准所进行的具体取舍，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公正、平等、自由、参与、尊严等伦理标准的坚守。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选择都关联或者说依赖于伦理原则。
这个伦理原则决定了选择的根本目的和被道德许可的手段。
对伦理标准的坚守是发展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重要形式要件。
但问题在于，对伦理标准的坚守是否等于伦理标准本身的抽象化、非反思化。
从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学者的论著看，他们并没有对自由、民主、参与、公正等伦理范畴进行历史反思，而是自然地认为这些范畴已经具有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只要在发展实践及发展研究中运用这些标准即可。
这种对伦理标准本身的非反思状态，是导致发展伦理学在实践运行中具有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原因。
不克服以上“选择困境”
，发展伦理学的批判力度会受到制约，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
（三）发展伦理与自觉的选择论
发展伦理学是一种选择论，但选择论有自在与自觉之分，构建作为“自觉的选择论”
的发展伦理学，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深层揭示选择的哲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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