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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以上三类“空间乌托邦”
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乌托邦往往以构建虚幻的理想世界作为终极目标，往往只能给人以精神上的虚拟满足，而不具有感性、切实的可行性、行动性。
乌托邦的根本问题正在于此。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往往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面对现实中的空间—伦理问题，我们需要以现实条件出发，以感性的行动历史性地超越“空间乌托邦”
。
第一，从现实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当代社会空间与发展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建构空间—伦理新形态的阶段性、过程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任何时代的人们在改变世界时都无法超越现实条件的制约。
因此，一方面，从现实条件出发，是超越空间乌托邦，扎实建构空间—伦理新形态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空间世界又是可以进一步改造的，在接受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发展的规律性、时间性，正确处理空间性与时间性、多样性与规律性的关系，是进行正确空间实践的重要条件。
第二，充分认识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空间—伦理生态”
的相对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避免走向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等种族中心主义。
近代以来，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是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建构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事例告诉人们，以自我模式、自我价值为唯一绝对正确的标准来解决全球问题、推进全球发展，只能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甚至战争。
这样，充分尊重、保护这个世界的空间多样性、伦理多样性，就成为推进空间—伦理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三，充分认识技术进步对空间生产、空间—伦理新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的制度与文化约束，是超越空间乌托邦，切实推进空间—伦理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基础路径。
不管是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还是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它们往往忽视技术进步对空间—伦理存在与构建的基础决定作用。
在万斯看来，“持续进化的技术和迁移的地理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22]。
我们认为，没有技术支撑，空间生产将失去基础，所谓空间—伦理新形态的建构也只能是空想。
虽然，我们应该警惕技术的异化，警惕技术与权力、技术与政治、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结盟；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技术确实被错误使用的可能，但没有技术的支撑，人类社会将无法发展甚至存在。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感染“技术恐惧症”
，反观一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史，可以发现，技术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孤立、至上的因素而存在，技术一直受到制度与文化的强烈制约。
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指出，当代科技发展史说明，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是主体，技术本身存在深层的可选择性、文化多样性。
创新发展制度、提升主体的素质，既推动技术的发展，又对技术进行有效的制度与文化规范，将为空间—伦理新形态的建构提供重要基础。
[1][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参见[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3][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3页。
[4]同上书，第89页。
[5]AndrzejZidleniedSocialTheory，LoionsLtd，2007，preface，p.ⅩⅢ.
[6]Ibid.，p.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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