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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阈。
（五）“空间乌托邦”
的历史超越
哈维认为，用空间范畴反思历史，“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
[20]。
我们认为，如果人类历史是一种“空间”
转换史，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探索、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不断解决“空间—伦理生态”
的内在紧张与矛盾的过程。
世界文明的转换历程，也就是空间—伦理紧张关系不断展开与重构的过程。
在农业社会，人们以相对简单的技术为基础，进行着边界相对狭小的空间生产，并努力建构与此相适应的地缘、血缘性伦理关系。
在工业社会，以相对发达的技术为基础，人们开始进行边界相对宏大的空间生产，开始把全球纳入生产范围，并努力建构以利益、契约为基础的伦理关系。
在都市社会，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人们在把全球空间扩展为生产对象的同时，又努力各自营建各特色的差异性空间，并不断探索与此相适应的既具统一性又具多样性的生态型伦理秩序、伦理关系。
这个过程颇具复杂性，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一个不断解决老问题，又不断产生新问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建构起各具有特点的“空间乌托邦”
或者说“空间—伦理乌托邦”
。
从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哈维《希望的空间》中“辩证乌托邦”
、凯文·林奇《城市形态》中的“未来城市乌托邦”
，诸多思想家、学者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了他们希望或理想中的“空间社会”
、“空间—伦理”
形态。
我们认为，任何乌托邦都是具体的，产生于时代的需要，反映着时代的问题，随时代发展而转换。
每个时代也都会编写它的理想，编写它自己的梦想，重写这个时代梦想的乌托邦，因为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需要新的答案。
这一点，正如斯诺夫里阿诺斯所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
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21]。
可以看到，以上三类“空间乌托邦”
或者说“空间—伦理乌托邦”
既有一定的相类性，却又存在深刻的差异性、时代性。
从“自然空间—自然伦理”
，到“技术空间—技术伦理”
，再到“生态空间—生态伦理”
，是以上三种“空间乌托邦”
随着时代条件而转换留下的大致差异性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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