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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康德的星云假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
[3]，康德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
[4]，“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5]。
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评价康德的宇宙观，是因为这种宇宙观导向一种新的世界观、社会观，导向一种以生成、运动、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
众所周知，康德是以强调自由、平等为特点的近代理性主义伦理观的重要代表，而康德社会伦理观的根本本体论基础正是其星云假说中内含的宇宙观。
在康德那里，“头上的星空”
与“心中的道德”
相互统一，道德观与宇宙观相互印证。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对外层空间、宇宙的探索逐步进入科学时代。
科学时代的外层探索，仍表现出强烈的伦理性、社会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当代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众多先进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人类在外层空间探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外空探索真正进入科学时代。
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空间技术及空间探索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是“冷战”
的产物，是具有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国家与发展主体相互竞争的产物，并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基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的政治与军事竞争。
另一方面，基于不同形态宇宙观的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竞争日益复杂，人们日益自觉地把外空探索的最新成果作为论证、确认自身伦理观的重要本体论依据，日益自觉地把自身的伦理观奠基于科学宇宙观之上。
同时，外空与宇宙探索的无限性、现实答案的不统一性、未来成果的不确定性，又从本体论上决定人们之间伦理观的相互冲突与难以统一，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无法形成统一的宇宙观深层相关。
（二）外空探索的伦理效应
并不存在孤立、纯自然、纯客观的宇宙探索，同时，也并不存在孤立、单纯、纯主观的伦理探索。
总体上，宇宙观与伦理观相互统一、相互印证，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证明、双向推动的关系。
一方面，有何种宇宙观往往就具有何种伦理观。
赫拉克利特的日心说、泛神论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以其平等、世界主义导向的伦理观；康德以微观粒子为要素的星云假说宇宙观，是其理性主义伦理观的本体论基础；对太阳系及更广大宇宙的不断发现，则对当代世界伦理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有何种伦理观，也往往会选择、具有何种宇宙观。
人们已有的伦理观，往往成为人们选择何种宇宙观的重要前理解。
在古希腊即产生的日心说，长期不被人们普遍接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受已有的强调静止、等级、自我中心等的社会伦理观的制约。
在宇宙观与伦理观的双向建构中，外层空间探索具有的重要伦理效应、伦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成与发展效应。
人与自然的本体统一性，决定了宇宙观与伦理观的本体性统一；地球对宇宙的从属性，自然相对于人的本体先在性，决定了宇宙观对伦理观的本体决定作用。
宇宙观的变化会引发、导致人们伦理观的转换，外空探索的新进展、新成果，对人们形成新的社会观、伦理观，具有重要影响。
从赫拉克利特到哥白尼，到康德，再到现代宇宙探索，不同形态外空探索的诸多重大成果对人们社会观、伦理观的转换与更新起到了巨大作用。
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假说，对人们重新考虑社会关系，超越传统的自我中心、等级制的伦理观，具有基础意义。
当代空间技术对更宏大宇宙的不断发现与进入，则对人们进一步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具有重要影响，对世界伦理、全球伦理、宇宙伦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基础作用。
可以说，空间探索、外空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伦理、国家伦理。
可以预期，未来发展中，宇宙探索的新成果，将继续推动人们的秩序观、社会观、伦理观的变迁与转换。
第二，论证与批判功能。
宇宙观为人们考查、反省、批判自身及他人的社会观、伦理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超越论视角。
宇宙观是社会观、伦理观合理性的重要基础或拱顶石，人们往往把宇宙观作为检验某种社会伦理观合理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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