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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宇宙观，往往基于客观、科学的观察、计算、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客观性、不可怀疑性。
这样，在现代社会竞争与社会变革中，当人们希望批判、推翻一种社会建制、社会理论、社会伦理时，把新的宇宙观作为基础与标准，就成为一种很自然且理由充分的选择与策略。
而希望维护某种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的主体，也往往会有选择地吸收宇宙探索的新成果来充实、证实与自身社会伦理观相统一的宇宙观，或者对宇宙探索的新成果做出有利于维护自身伦理观的解释。
同时，在空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考查具体发展主体的外空探索行为，也是检验、验证其社会观、伦理观真实状态的重要场域。
把外空探索用于本国的利益，还是用于人类的长久利益，是用于和平还是战争，是检验具体民族国家、发展主体的伦理观真实状态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一个国家在名义上宣称自身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而在实际上却把外空探索用于军备竞赛，那么，人们就很难相信这个发展主体是真正倡导世界和平。
外空探索将日益成为检验民族—国家等发展主体的国际责任能力、国际道德水平的重要领域。
第三，约束与规范作用。
外层空间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不恰当发展对全人类生存与利益的可能危害，生存论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制订、接受对外空探索进行约束的伦理规范。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
条件下，联合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外层空间条约》，制订“共同利益的原则”
、“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
、“不得据为己有原则”
、“限制军事化原则”
、“援救航天员的原则”
、“国家责任原则”
、“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原则”
、“外空物体登记原则”
、“保护空间环境原则”
、“国际合作原则”
这些从事航天活动、外空探索所应遵守的10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当代外空探索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不同发展主体希望自身能够掌握甚至独占最先进、最强大的空间技术、空间实力；另一方面，宇宙的无限性与主体现实能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发展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利益也只能选择约束自身、相互合作。
也就是说，当代外空探索与全球交往的现实状况，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客观上约束、制约、规范着人们的实践行为与伦理观念，生存论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具有全球责任意识、世界责任意识。
具体而言，外空探索从三个方面辩证催生世界伦理与全球伦理。
其一，外空探索的成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共同利益，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形成全球责任意识、世界伦理理念的重要“正向利诱”
。
其二，现实的外空探索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军事化，任这种趋势发展，将威胁所有发展主体、民族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这种威胁的共同性是世界伦理、全球伦理产生的“反向威胁”
。
其三，外空探索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诸多国家、发展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发展主体之间在外空探索领域已经进行的合作，对人们探索、形成合理的世界伦理制度与世界伦理观念，构成了重要的“实践推动”
。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理念、制度还是行为层面看，外空探索都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伦理效应。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伦理观的进步离不开宇宙观的转换；没有合理的宇宙观，也就没有世界和平、和谐世界；外空探索的推动对提升、转换、规范国家伦理、民族伦理的形式和内容，对推动全球伦理的形态转换与内容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宇宙观与伦理观的非对称性、非线性相关性、相对独立性；充分认识社会领域、社会秩序的相对独立性、特殊性，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关系本身的文化性、多样性。
不能把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唯一性作为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关系唯一性的理由，否则就会走向类似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泛自然主义的社会观、伦理观。
（三）外空探索的伦理困境
在古莱、可思波、杜威等发展伦理学家看来，人类的发展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伦理困境、伦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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