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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富与财富幻象进行历史超越需要诸多主客观条件。
其一，深刻确认财富幻象的本体性缺失。
虽然，财富的作用是辩证的，人类在总体上还处于财富社会进程中，还不具有彻底超越财富幻象的条件；但在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日益急迫、财富幻象的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确认财富幻象的问题本质尤其重要。
财富是人性、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财富幻象是对世俗力量的夸张与迷信。
财富幻象的本体性问题深深扎根于现实人生的有限性与物质的变化性之中。
任何一种生命形式总是有终点的，任何一种财富形态也总会消失。
在人与财富的关系中，人是目的，财富只是手段。
在人与物的双重变化之中，把货币、特定形式的制度与知识等形态的财富作为信仰和最高目标，必然是一种幻象。
幻象可以作为工具，但不可作为目的。
相对于未展开的人性、可能展开的人的创造潜能而言，各种已有的财富既是一种相对固化的东西，也是一种变化、动态、易逝的东西。
我们并不否认财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不否认财富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而是主张在肯定财富价值的同时，全面认识财富的深层本质与财富幻象的可能问题。
财富甚至包括作为知识的财富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财富社会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生活，人类社会还具有无限的未展开的可能性。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财富幻象是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断裂式、封闭式、死亡式理解。
财富幻象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把财富逻辑上升为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唯一、主导逻辑，把财富的基础性、工具性误认为目的性、意义性，把财富上升为决定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等的至上力量。
财富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财富逻辑的至上化对现代性的伤害具有根本性、全面性，对现代性的社会关系、精神结构、心理状态等都造成了深刻伤害。
其二，全面把握财富与伦理的复杂历史关系。
第一，从财富对伦理的作用看，财富的积累，特别是私有财富的产生与积累，是导致现代性伦理关系产生，决定现代性伦理关系属性的一个基础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西美尔看来，物质财富的增长与货币化等，是现代个体自由的基础。
也就是说，没有财富的总体化、客观化，也就没有现代人与人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关系；没有现代性条件下的以个体独立为特点的伦理关系，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从血缘性、地缘性伦理向契约性伦理的过渡。
第二，从伦理对财富的作用看，现代性条件下的以契约、个体自由为特质的伦理关系，又对现代社会的财富状态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任何一种财富结构都需要伦理制度、伦理观念的深层保证与确认。
没有人们以个体自由、个性独立的现代性伦理，没有人们对这种社会伦理关系的自觉认同与遵守，以私人占有为重要特点的社会财富结构也不可能在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存在。
第三，在伦理与财富的相互确认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伦理与财富生态”
呈现出具体的复杂性。
一方面，以个体化、工具理性化为特点的伦理与财富关系是现代性的主导伦理与财富关系；另一方面，以共有化、情感化为特点的伦理与财富关系仍然存在。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以共有为特点的伦理与财富关系既有历史合理性，也有现实与未来存在依据。
在实践推进中，人们往往把工具理性、个体化作为现代性应然、主导或唯一形态的财富与伦理关系。
这种情况正是财富幻象深层化的重要表现。
全面、辩证地认识财富与伦理的关系，确认伦理关系与财富关系的非私有化历史与非私有化可能，对超越财富幻象，推进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树立合理的发展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探索建构多样现代性的可能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的现代性以财富幻象与私有制的合谋为主导制度形态，或者说，泛化的私有制是当代社会的最大财富幻象。
私有制的狡猾或者说成功之处在于，利用人们的财富幻象、利用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实现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
私有制有其巨大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私有制的泛化，把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都用私有的方式运行与建构。
其在本质上是社会总体上还处于贫困期的产物，是人们还没有理性、自觉认识财富本性的产物，是人们对财富的生产、管理等能力还相对低下的产物。
私有制有其边界。
西美尔等人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财富社会，一个以财富为主导逻辑的社会，一个强调以区别于情感的利益理性为深层逻辑，强调理性的追求财富、货币、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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