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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发展公正性：伦理本质与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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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公正性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一个亟待破解的理论难题。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评价与要求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
以全球发展公正性等发展伦理为理由，指责“中国对全球化的更广泛参与是实行新殖民主义”
的声音有增多的趋势。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的历史评价原则，厘清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内涵、建构路径，对把握复杂国际关系，批驳“中国新殖民论”
、“中国威胁论”
等错误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进路与深层问题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就曾构想过世界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的自然法的理论是斯多噶学派对西方思想所做出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贡献的一部分”
[1]，可以说，大同世界从古至今就是人类的梦想。
在规范与应然的意义上，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指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主体在财富与机会、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的平等。
然而，在事实或实然的意义上，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充满了不平等，甚至野蛮与暴力。
“（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
[2]哈维兰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存在一种结构性暴力。
“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violence）：由处境、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造成的暴力。”
[3]“我们可以把全球性的种族隔离概括成世界社会的实际结构。”
[4]同时，思想者的沉思以及人们对合理世界关系、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探索，也始终伴随着全球化过程。
康德对世界永久和平的思考；黑格尔对理念与世界精神、世界结构性特征的思考；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东方社会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心—依附理论等，都指向对合理世界关系、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探索。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冷战”
的结束，研究全球发展的成果日益增多。
鲍曼、吉登斯、哈贝马斯、贝克等社会学家等对全球化问题、新现代性、全球公民社会、世界风险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哈维兰等文化人类学家对西方中心论、全球发展结构性暴力的反思；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学者对全球政治合理性、多样政治模式可能性的探索；[5]本特利、斯特恩斯等新全球史、全球文明史学者对全球化的重新理解；[6]萨义德等文化学者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对发展代价、发展公正、自由与发展等问题所进行的经济伦理研究；[7]罗宾·科恩等对“全球社会学”
的研究，等等，从不同学科方向指向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思考，蕴含着理解全球发展公正性的诸多理念与范式。
中国学者对世界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伦理等的研究，也从不同层次与角度涉及、研究了全球发展公正性。
其中，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可谓独树一帜。
发展伦理学以全球发展公正性为直接研究对象，倡导符合伦理精神的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相统一的全球美好生活。
“发展伦理学是对本土、国家、国际和全球发展的目的、手段、过程进行道德考量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8]古莱、可思波、克拉克、杜威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从问题、理想与对策等层面探索了全球发展公正性，认为目前的全球发展的不公正，在本质上是矛盾不断积聚的过程；理想的全球化应该是建构所有人都能获得平等生存、生活条件，同样能力、尊严的世界；而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根本途径，是把伦理理念植入发展过程，[9]推进制度变革并建构全球公民社会。
上述对全球化、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思考，为人们深入研究全球发展公正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不可否认，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理解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其一，从权利与责任、“权利伦理”
与“责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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