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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自利性与利他性）的关系看，古莱等发展伦理学者往往首先从权利伦理、维护自身权利而不是责任伦理的角度出发，思考全球发展公正性，对全球伦理、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理解在总体上还处于权利伦理层面，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
色彩。
一方面，他们希望建构有责任意识的全球发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权利为本位建构发展伦理学。
这其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公正性的矛盾态度，即人们既期待一个公正的世界，又把社会公正、全球发展公正性作为争取、维护、扩大自身权利的手段和策略。
责任由别人承担，权利供自己享有，是社会生活与国际关系博弈中的常见心理。
应该说，在现代社会的早期，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摆脱宗教、帝王等神圣权力的约束，追求自我权利、以自我权利为中心有其历史合理性。
但随着现代性的扩展与发展主体的逐渐成熟，如果仍然单纯地以自我权利为中心，缺少必要的责任意识，则必然遭遇现代性条件下的霍布斯丛林问题，导致发展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甚至引发战争。
在哈维兰等学者看来，以自我为中心是现代性冲突的文化根源。
[10]而麦克里兰、列奥·施特劳斯则认为，不恰当的权利意识、个体意识，是导致现代性走向价值虚无和秩序混乱的深层原因。
[11]如果没有责任意识的启蒙和责任伦理的实践，那么，“公平是懦夫精神的伪装；不公平是处事的智慧；责任、服从和自谦，是虚伪的作态”
[12]。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需要推动全球伦理、发展伦理从“以权利伦理为主”
向“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并重”
的转换。
其二，从人与自然、“主体伦理”
与“生态伦理”
（伦理的人本性与生态性）的关系看，古莱等人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以人为价值中心，思考研究全球发展的公正性，自然、生态还没有成为发展伦理的基本概念，生态意识还没有成为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的基础意识。
在人口相对较少、人与生态的矛盾不突出的前现代或现代社会早期，生态意识的缺失，还不至于对公正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产生严重影响。
但在全球性人口、资源、生态矛盾日益严重的今天，生态意识的匮乏将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公正、全球公正问题的研究与实践。
列斐弗尔、哈维等的现代空间理论把机体（body）研究作为现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哈维看来，机体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
[13]空间生产理论、机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正在于从本体论层面再次确认现代性条件下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不可分割。
但目前的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并没有把生态问题列入其理论构架，仍然只是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思考公正问题，在人的不可剥夺权利、国家与民族的不可剥夺权利这个框架内思考全球发展公正性，而很少考虑公正、社会公正、全球公正的生态制约问题。
即使是讨论全球气候问题、全球生态问题，人们也往往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这类问题的讨论作为利益博弈的战场。
世界气候大会之所以很难达成约束性条款，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
其三，从“个体伦理”
与“整体伦理”
（伦理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关系看，社群主义、个体主义、世界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是发展伦理学及当前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社群主义者往往以民族、国家、社区为出发点，主张对自己民族、国家与社区权利的维护与扩大；个体主义者则主张天赋人权，主张从个体的平等权利出发思考全球发展公正性；世界主义者则主张用一种普遍的全球伦理来统一与重构世界，并将一种价值观提升至全球普适伦理，作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理论基础。
[14]在可思波等看来，社群主义是一个以错误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贫困社会学，他们主张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倡导个体伦理与世界伦理的直接贯通。
[15]这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内在相通。
阿马蒂亚·森认为，个体、个体权利、个体“可行能力”
在自由与发展的互动中处于基础地位，“一个集中注意实质自由的、关于正义和发展的视角，必定不可避免地聚集于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判断”
[16]。
个体、社群、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建构的关系。
杜威、可思波等对社群主义的否定，其实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矛盾和问题。
一方面，他们把具有天赋人权的个体作为价值基点，把个体的综合生活质量、个体“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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