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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世纪心理学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有关。
意志——我们做决定的能力——被认为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
这是因为意志是一种对理性做出反应的能力。
在中世纪，人们一般认为，与意志直接相关的理性和能力，只能是非物质的，这包括我们深思熟虑采取行动的能力。
中世纪的人认为，这一能力是对实践理性，以及理性行为的标准做出反应的基本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深思熟虑采取直接行动的能力，肯定是外在于任何身体器官的。
这一能力只能体现在决定或意志行为，亦即纯精神或心理的行为。
我们有意为之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意志行为的预期结果。
这些最初的决定或意志行为，必须完全是非物质的。
比如，它们不可能是大脑的活动。
意志行为导致的自愿行为，可能会发生在身体上，比如当我们走向河岸时，我们的双腿会移动。
但是，导致自愿行为发生的意志行为，必须完全是精神的、非物质的。
我们很难认同这一看法——认为我们做出决定的能力完全是无形的或非物质的。
中世纪的人不可能具备今人对大脑的知识。
今天我们知道，即使只是从轮廓上看，大脑也很可能是一个负责思考和推理的器官，同时是一个物质或物理的器官。
我们看到，大脑中有着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它们传递着大量的电荷或信号，而这些电荷或信号的分布变化，似乎与思维和心理都有关系。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就像其他心智能力一样，我们做决定的能力，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大脑中。
中世纪的人把做决定的能力看作是非物质的，他们无法像今人一样看待自由意志问题。
在我们看来，自由意志问题主要就是如何平衡自由与这一可能性——我们的行为可能就是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像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受物理因果律的支配——相反，中世纪的人通常把世界看作是宇宙中的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精神或者非物质高于物质，因此，非物质的过程（如推理或者人类的有意行为）就不受物理或者物质原因的支配。
如果有任何人或物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那这个人或物只能是上帝。
中世纪的人视人类自由为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造成的。
在中世纪的人看来，上帝在三个方面威胁着他所创造的人类的自由。
这三个方面是：上帝的全知，即上帝知道所有真理，包括关于未来的真理；上帝的“麻木不仁”
，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上帝不会被动地受到任何外在事件的影响；以及他无所不能的天意，即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发生的，上帝是宇宙中全能的统治者。
先说上帝的全知。
上帝知道一切，包括我们人类未来的行为。
但是，如果上帝拥有预知未来的远见，那么人类又怎么会有行动自由可言呢？如果上帝一直期望我们做A，且上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犯错，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可能自由地去做B呢？我们并没有能力改变过去。
并不是说，上帝一直期望我们做A，我们却能改变历史，让上帝期望我们做A变成上帝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期望我们做B。
如果考虑到上帝的“麻木不仁”
，这一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因为如果上帝希望你做A，而事实上你也做了A，那这绝不是巧合。
在上帝的意愿和你的实际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不可能是这样的：你准备做A，上帝知道了你这个意图，于是上帝就预知了你未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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