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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那么我就绝不会做出不明智的事来。
所以，如果我是完全理性的，那么，首先我必须充分认识到，服药是正确之事；然后，既然服药是正确之事，我就必须把它落实到行动上。
在此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愚蠢之事。
我的理性决定了我要做明智之事。
如果我的理性确实让我服了药，用不相容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怎么还会有采取其他做法的自由呢？假设我具备完全的理性，如果我的病需要治愈而且只能通过服用这一药物来治愈，我就必须立即认清这一事实。
我必须服药的认知，一定是我必然产生的认知。
我的处境必然会决定我应该做什么。
我有什么样的认知，必然决定我应该做什么，让我坚持这一决定并执行它。
一旦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做什么，就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
但是，当我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时，我还能自由地做出其他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吗？不相容论认为，自由的前提是：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不是被因果律预先决定的。
但是，完全的理性，似乎恰恰意味着一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是预先决定的。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相容论是成立的，那么我越有理性，所能拥有的自由就越少，就越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是完全理性的，我一定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
因为每当我意识到某件事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我就不会有自由——只要我相信做这件事是正确的，我就一定会把它落实到行动上。
我唯一能够有自由的时候，是当做几件事情都差不多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几个选择都是同样明智的，不管我做哪一件事情，结果都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决定采取哪个方案，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在不相容主义者看来，自由的前提，好像是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理性。
如果我想要拥有不相容主义的自由，那么，即使我意识到某一特定行为是正确的，我仍然有可能去做另一件不那么明智的事情。
所以，不相容主义的自由并不是理性的表现，还常与理性发生冲突。
许多哲学家认为，自由与理性是不会冲突的。
这种认为自由和理性可以并行不悖的看法，使得他们拒绝不相容论，转而拥抱理性主义相容论。
原因很简单，非理性的倾向无疑是一种弱点。
而且，不相容论不也是把自由视为一种非理性倾向吗？不也是把自由变成了一个弱点吗？理性相容主义者认为，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自由——我们能够真正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
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与理性相伴而来的力量。
因此，自由不是一种非理性的弱点。
合理行动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拥有自由。
如果是这样，则完全的理性——这种最有效也是最完整的能力，就绝不会让我们失去自由。
有一些现代哲学家仍然饶有兴趣地在探索自由的理性形式。
在《理性内的自由》一书中，美国哲学家苏珊·伍尔夫研究了她所说的理性观点。
她认为，自由意志和责任的核心即“理性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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