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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
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
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
。
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
，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
或称为“读书人”
，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
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
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
这已是气重于节了。
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
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
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
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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