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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妻子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妻子的不忠，依然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
另外像西飏的《当孤独遇到寂寞》，小说题目就是两种精神状态，而作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两种精神状态的细腻区分，就更令人拍案叫绝。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体验的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以红柯的小说最为鲜明突出。
在《跃马天山》中，马仲英过人的勇气和勃发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还是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中，都显得一往无前、熠熠生辉，使那些阴谋诡计、纵横捭阖顿显猥琐龌龊。
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生命的辉煌是衬托在大自然的雄伟与严酷的背景之下的。
红柯赋予了他的人物以极浓烈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营长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生命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在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滋养下，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伟力，沙漠变成了绿洲，荒野长出了庄稼。
而在阿宁的《奔跑》中，生命体验则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两个失去了奔跑能力的残疾人，把自己每天的出行都叫做“跑一圈”
。
已经丧失了的生命能力在想象中的重现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是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别致现实主义的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了荒谬效应。
荒谬本来是现代派文学的泛现象。
现实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点，因此不可能全盘接受诸如世界根本无意义、无逻辑、不可知等一系列观念，但荒谬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却是现实的。
万方的《没有子弹》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呢？的确，生命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王高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承担责任。
小说以王高对生命意义的浑然无知展示生命意义的被忽视；以王高的易于满足揭示着得不到满足的渴求。
“没有子弹”
正是应该向生活报复却苦于没有理由这样一种荒谬现象的象征。
善写都市的西飏在《向日葵》中把他的主人公投向草原，去为一个剧组的外景种植一片向日葵。
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都市的郑鹰与乡土的王人造相遇了。
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与限度都得到了最大的表现空间。
而那最终也没有等来的剧组，则使得整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了几分相似。
在阿宁的《月色下的飞翔》中，荒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当小说最终揭示出弱者原本是腐败的温床时，弱者先前的愤怒、屈辱、自律乃至反抗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嘲讽。
读者则产生了落入自挖的陷阱的荒谬感。
在叶弥的《现在》中，随着一个自称是全金的老女人的出现，一段荒谬的历史被揭开了。
一个战争年代受害的女人的经历本不出奇，奇怪的是周围人们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对一个谎言的维护。
而谎言一旦成为历史，荒谬就难以避免了。
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讲求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投入，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郭沫若之于蔡文姬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
而别致现实主义则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态度上，都极力与人物和故事保持适度距离。
在叙事方式上，他们对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加以限制；对第一人称的特定视角即部分视角加以扩展。
他们对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明确区分则进一步丰富了叙事手段。
程青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叙述者“我”
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
《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都属于此类作品。
在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危机中，在吕非的感情交往与抄袭事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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