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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美国人文系列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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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无望之梦：社会和自我欺骗的力量
（201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美国人文系列演讲”
之一）
克莱斯·瑞恩[1]
成桂明译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极难长治久安。
成千累万的苍生死于大大小小的战祸，其中很多在事后看来不仅可以避免，而且罪大恶极。
由于嗜权、贪婪、自负、傲慢、无知和残暴等人性之弊，人类似乎注定要经受自身造成的可怕的痛苦与毁灭，不断地重蹈覆辙。
只有那些对历史经验视若无睹的人才会希冀永久的和平。
热衷于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目标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会干扰我们对于和平的主要障碍——人类自身——的真实评估抗争，这无疑是危险的。
但人类确乎拥有律己自制的能力与智慧。
假以持之以恒的努力，人类能够缓和甚至摆脱冲突，竖起坚壁以抵抗人性最邪恶的部分，从而为更高级的生活营造空间。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年）认为武装的居所是城邦的真正起源。
只有在军队摧城拔寨之后，文明的常态才会复归或出现。
人类的教化仰赖于既定秩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休谟的这一看法大抵肯定了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后者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提醒我们注意人类的更高成就是脆弱不堪的。
人可以轻易摧垮那些可钦可敬之士，毁灭弥足珍贵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各种建筑精品，不费吹灰之力就对人类遗产给以致命一击。
抛开文明的脆弱性不谈，人类也总是避重就轻，他们不愿面对令人不安的事实，而耽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
尤其让他们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是自身的道德缺陷。
没有什么比直面真实的自我、试图完善自我更为痛苦和艰难的了，而人总是将生活中的灾祸与不幸归咎于身外的因素。
一切真正的文明，其中心任务不是让人去逃避自身的首要的职责，而是要让其尽职尽责。
西方的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强调人性分为较高与较低两个潜在可能。
基督教将其归咎于人对神赐的一种原生的、固执的反抗，称其为“原罪”
。
在古老的西方传统看来，人类能否克服其低下自我以实现其最高自我是人类存在之道德和精神的关键所在。
人只有通过不断与内在的自我进行斗争，才能变得正直而崇高，而社会之旨归就是鼓励和支持这一努力。
但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强大文化与知识潮流已然败坏了视德性为人类最大需求和至高成就的传统。
在西方，素常被称为“现代性”
的视野带走了古典和基督教眼中的人性与社会，却带来了挣脱古老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欲望。
西方的现代性具有两个看似迥然不同实则密切相关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它以理性启蒙为基础构想未来，笃信抽象的实证主义推理与实验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想主义”
的，提供变革人类存在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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